经济学家为什么喜欢骂知识分子
推荐一个奥派公众号：
有一个现象，一碰上 "知识分子" 这几个字，经济学家就像是集体被按下了开关，火力全开，几乎是一边倒地开骂。
骂得最狠的，有哈耶克、米塞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索维尔、罗斯巴德。这里面有诺贝尔奖得主，有一手创建学派的大师，有在经济学史上绕不开的名字。
他们不骂政客，不骂商人，不骂工人，偏偏专门跟知识分子 过不去，前前后后骂了快一百年，还越骂越系统，甚至骂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
这就奇怪了。知识分子不应该是 "有文化、讲道理、关心公共事务" 的一群人吗？经济学家自己不也是知识分子吗？不是应该最尊重知识分子的吗？怎么反过来，这一群人反而对知识分子意见最大？
一、骂的是哪种 "知识分子"？
要理解这场骂战，第一件事是把概念分清楚，否则容易误伤一大片。
中文里的 "知识分子"，是一个带着敬意的词，指的是有知识、有教养、愿意关心公共事务的人。
如果经济学家骂的是这个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那他们就是在骂自己， 因为哈耶克是教授，弗里德曼是教授，索维尔也是教授，斯蒂格勒还是教授。自己骂自己，那不成了一出闹剧？
所以，经济学家嘴里的 "知识分子"，是另一个定义。
哈耶克在 1949 年那篇著名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里给了个定义：知识分子，是 "二手观念贩子"—— 记者、教师、作家、播音员、评论家、编辑。
他们的工作不是创造观念，而是把别人创造出来的观念，筛选、翻译、传播给大众。
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说，知识分子，是 "其工作始于观念、终于观念的人"。就像商人以买卖商品为业，知识分子以买卖观念为业。商品和观念，是他们各自吃饭的家伙。
注意，这两个定义都不看学历，不看道德，只看 位置 和 功能。
一个卖菜的，一辈子不写一个字，他不是知识分子；一个给企业算账的经济学家，天天和真金白银打交道，他也不是这个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专指那些 站在原创思想和大众之间 的人。
为什么要抠得这么细？因为经济学有个习惯：骂一个人之前，先把他放回他坐的位置上看。位置不同，激励不同；激励不同，行为就不同。
你要是把 "有知识的人" 和 "以观念为业的人" 混为一谈，这场骂战你看不懂。
三、哈耶克怎么骂
第一个系统开骂的，是哈耶克。他 1938 年就写了文章，1949 年又写成名篇《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可以说，他骂知识分子骂了一辈子，也分析了一辈子。
哈耶克先说了一个事实，现代社会里，普通人对事件和观念的了解，几乎全部要通过知识分子这个阶层。你想知道经济形势，看记者写的稿子；你想知道历史，读教授写的书；你想知道 "现在流行什么观点"，打开手机，看评论员怎么说。
换句话说，知识分子手里握着 观念传播的闸门，大众看到什么、相信什么、谈论什么，很大程度上由他们说了算。
然后哈耶克点出，这些掌握闸门的人，"传递观念的技术一流，鉴别观念的功夫却是业余的"。他们擅长把观念讲得漂亮，却不擅长判断观念对不对。
一个观念是真是假、成本多大、后果如何，往往要很多年后才见分晓，而到那时，传播者早就去传播下一个观念了。
更重要的，是哈耶克讲的位置筛选机制。
他说，亲市场的聪明人，在学术圈外往往能赚到大钱 ，他们可以去企业、去金融、去做生意，市场愿意为他们的能力付费。
于是他们离开了象牙塔。
反过来，那些相信社会可以靠计划来安排 的人，反而更愿意留在大学里教书、写书、办刊物。久而久之，学界里 计划派的比例，被这个筛选机制悄悄放大了。
留下来的这一批人，占据了大学，占据了媒体，占据了讲坛，再通过 "二手观念贩子" 的网络，把观念一层一层传下去。
哈耶克因此断言，计划经济、干预管制从来不是工人阶级的运动，而是知识分子先相信、再布道、最后才由大众接受的运动。
观念从来是自上而下传播的，不是自下而上冒出来的。
有人要问，知识分子再有影响力，不也就是 "写写字、动动嘴" 吗？能比得上枪杆子和选票吗？
哈耶克的回答是：在长期，观念的力量最大。
政客想干任何事，都得看当时流行的观念是什么，观念气候往哪边吹，政策就往哪边倒。
所以真正决定一个社会长期走向的，不是那几次投票，而是投票前那几十年里，观念气候被谁、被什么观念塑造了。
还有一层，很多人没想通，既然如此，经济学家为什么还要跟知识分子吵架？让他们自说自话不就行了？
答案是，观念这东西，你不管它，它就来管你。
大众不会自己创造观念，他们只能从知识分子那里接收观念，你不把对的观念传出去，错的观念就会趁虚而入。
所以哈耶克后半辈子几乎没干别的，就是在全世界演讲、写书、办学会，跟知识分子抢话语权。他不是闲得慌，他是太清楚观念的分量了。
四、米塞斯怎么骂知识分子
米塞斯在 1956 年写了本小册子，名字就叫《反资本主义心态》，专门解剖一个现象，资本主义明明让所有人都富了，为什么知识分子偏偏最恨它？
米塞斯给出的答案是，因为怨恨，因为嫉妒。
他说，知识分子普遍觉得自己是社会上最有学问、最配得上尊敬和地位的人。这个自我评价，在学术圈里是成立的 ， 教授评教授，同行认可同行，大家互相给面子。
可一出了学术圈，市场根本不按这一套来。市场不看你的学历，不看你的职称，不看你的论文数量，它只看一件事，消费者愿不愿意为你的东西掏钱。
于是知识分子发现，一个没上过大学的企业家，一个卖汉堡的，一个做游戏的，收入可能是自己的几十倍。
更难受的是，市场明明白白告诉他们，在社会价值的排名表上，你们说了不算，买或不买才说了算。
很多知识分子骂网红，骂戏子，他们难以接受，怎么这些人没有他有水平，却赚来了他几十倍上百倍的收入。
米塞斯说，知识分子痛恨市场经济，是因为市场经济把知识分子想要的位置，给了另一个人。
在中国古代、欧洲古代，士大夫或神学阶层，都是社会的特权阶层，甚至形成了某一种习惯，他们就该有钱有权有地位。
这句话，很多人听着刺耳，觉得米塞斯把知识分子说得太小气了。
但米塞斯说的是，任何一个人，如果习惯了一种由同行互相认可 的评价体系，突然被扔进一个 由消费者说了算 的评价体系，都会感到屈辱。
这不是某个人的毛病，是这个位置天生带出来的压力。
西方世界从古罗马的西塞罗开始，就有一种鄙视金钱、鄙视牟利的传统。知识分子天然地继承了这个传统，又把它讲成一套漂亮的道德语言 ，什么资本有原罪、为富不仁 、商人唯利是图。
这样一来，他们的不满就有了理论外衣，怨恨就变成了批判，嫉妒就变成了思想。
所以你看，米塞斯骂的不是知识分子的心肠，是知识分子的处境：一边是高自尊，一边是低排名，中间夹着一整套反商传统。
这三样凑在一起，不反市场经济，反而不正常。
米塞斯说，大众本身，其实并不恨市场经济。工人靠工资吃饭，消费者靠市场买东西，普通人从市场里得到的好处实实在在，掰着指头都数得过来。
那么反商反资本的情绪是从哪儿来的？从上面来的。是知识分子先有了怨恨，再把这种情绪讲成理论、写成文章、搬上讲台，一层一层传下去，最后才变成了 "大众的情绪"。
换句话说，所谓民心所向，很多时候是先有知识分子之口，后有民心。
这一点，和哈耶克说的 "观念自上而下传播"，是同一个道理的两面。
五、斯蒂格勒骂知识分子
芝加哥学派的斯蒂格勒，是这场骂战里最有幽默感的一个。
1963 年，他写了篇小文章，叫《知识分子与市场》，几十年后读起来，仍然让人拍案叫绝。
斯蒂格勒先指出一个历史事实，知识分子对市场的敌意，不是今天才有，也不是某个时代特有，而是自古希腊就有。
两千多年前的哲学家，就已经把市场和 庸俗、卑下 联系在了一起。戏子这种对演员职业的轻蔑，就是知识分子们发明的。
所以这不是一时一地的情绪，而是一个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
然后，斯蒂格勒把枪口一转，指向知识分子自己。他说，至少有五分之四的知识分子，其安逸的生活，都归功于市场的伟大成就。教授们受亨利・福特的恩惠，远大于受以他名字命名的基金会的恩惠。
什么意思？就是说，这帮人端着市场的饭碗，放下筷子骂市场。
大学的楼，是企业家盖的；教授的薪水，是市场里的利润付的；图书馆的书、科研的经费、报纸的发行，哪一样不是市场赚来的钱在供养？
可偏偏最瞧不起铜臭的人，就是这些靠 铜臭养活的人。
一个系统的受益者，未必是这个系统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从市场里拿到了好处，但市场没有给他们想要的 排名 和 地位，市场把最高的报酬给了商人、明星、企业家，而不是教授和评论家。
于是他们心安理得地一边享受市场的好处，一边批判市场的不公。
斯蒂格说，别把知识分子的批判太当真，也别把它不当真。说它 "别当真"，是因为批判者本身也站在市场的餐桌上；说它别不当真，是因为不管他们动机如何，这套批判真的会塑造大众的观念，真的会影响政策的走向。
六、弗里德曼骂知识分子
弗里德曼在 1962 年《资本主义与自由》里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批评知识分子，他说，很多知识分子批评市场，用的是现实的市场；而他们想象政府，用的却是理想化的政府。
现实的市场有缺陷，有波动，有失败者；而教科书里的政府呢？公正、廉洁、全知全能、一心为公。
拿一个浑身缺点的市场，去对比一个完美无瑕的政府，结论还用说吗？
当然是市场失灵，政府来管。
可弗里德曼说，这种比较是作弊。
要比，就得拿 现实的市场 对比 现实的政府。
现实里的政府，一样有信息不对称，一样有寻租腐败，一样有官员的私利，一样有看不见的代价。
比如，我的留言区也经常看到这种，说到司法私有化，医疗私有化他们就说，碰到某种极端情况如何？这就是用完美来要求市场，但现实中，多少垄断司法下的不公，多少人因为医疗破产，这种在政府管制下的结果，他们从不在意。
弗里德曼还问，为什么知识分子偏偏偏爱政府？因为政府扩张的方向，恰好是提高知识分子阶层报酬、声望和权力的方向。市场让消费者说了算，知识分子说了不算；可国家一旦变大，谁来写规划？谁来当顾问？谁来办教育、管舆论？都是知识分子。
所以他们支持政府扩张，既是信仰，也是利益，两件事在这里高度一致，谁也分不清哪个是主、哪个是次。
当然，弗里德曼也说，商人其实也不是自由市场的可靠朋友。很多商人一边口口声声拥护市场，一边转头就去游说政府，求补贴、求配额、求保护 ，因为他们要的是对自己有利的市场，而不是 对所有人公平的市场。
既然如此，谁来做自由市场最坚定的朋友？答案只剩下那些讲正确道理的人，也就是正确的知识分子。
所以弗里德曼的逻辑是反过来的，他认为正因为知识分子这么重要，才必须把他们的观念掰过来；掰不赢他们，自由市场就没有真正的群众基础。
弗里德曼说，只有危机，才能真正带来改变；而危机发生时采取的行动，取决于当时躺在那里的是哪些观念。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观念的储备，比危机本身更决定命运的走向。
所以弗里德曼一辈子都在干一件事，去跟别的知识分子吵架，去抢 "观念气候" 的主导权。
七、索维尔骂知识分子
到了索维尔这里，这场骂战被推向了高潮，不过索维尔是芝派，还有一点保守主义倾向。
索维尔 2009 年写了本六百多页的大部头，就叫《知识分子与社会》，可以说是百年骂战的集大成者。
索维尔的洞察，浓缩起来就一句话，知识分子是一群 "不用为后果负责" 的人。他给知识分子的定义是 "其工作始于观念、终于观念的人"， 他们的产出是观念，而观念的后果，不由他们自己承担。
商人判断错了，亏的是自己的钱，第二天就得改；工程师设计错了，桥塌了，饭碗就砸了；医生开错了药，病人出事了，责任跑不掉。
市场和社会，天然会给这些人 "反馈"，逼他们认错、改错。
唯独知识分子不是这样。他提出一个政策建议，失败了，代价由全社会承担；他鼓吹一种理论，破产了，他自己几乎不受损失。
更绝的是，他还能用更漂亮的修辞，把失败讲成 还在路上，被利益集团阻挠 ，时机未到。
不用负责的人，最敢说话。商人不敢乱投资，因为要亏钱；医生不敢乱开方，因为要出事；唯独知识分子，敢提出各种方案 。
这就是为什么，20 世纪那些代价最惨重的社会灾难，几乎都出自知识分子之手，而且几乎都是在好心好意的名义下进行的。
索维尔还专门骂了知识分子的经济学水平。他说，很多知识分子看经济，眼里只有零和博弈，你多赚了，我就少得了；企业赚钱，就是剥削工人；蛋糕是现成的，只等公平地分。
索维尔说，这是把财富创造错当成了财富分配。财富不是天上掉的，是创造出来的；而创造靠的恰恰是价格、竞争、激励这些市场机制，而这也就是知识分子最看不上眼的东西。
最后，索维尔给这种心态起了个名字，叫 被选中者的幻象。
知识分子总觉得自己是被选中的人，是文明的向导，而大众是蒙昧的人，等着被启蒙。他们不是不知道市场有用，他们是不肯承认，市场这个 没人设计 的系统，比他们任何一个人设计的方案都好。
这才是最危险的地方， 不承认自己的无知。
索维尔把二十世纪知识分子鼓吹过的各种宏大方案 ， 计划经济、社会工程、各种一劳永逸的改造计划 ，一个个拿出来，对照它们实际造成的后果。结果是，提出方案的知识分子，却几乎没有为任何一次失败道过歉、负过责。他们只是换一套新名词，继续开出新的药方。
八、罗斯巴德骂知识分子
如果说前几位还停留在批评的层面，罗斯巴德则干脆揭了底，他认为知识分子和国家，是一对 "古老同盟"。
他说，现代国家是一种 "由官僚、知识分子、技术专家、治疗师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新阶级" 共同运行的机器。这个新阶级 有个共同点，他们不靠市场吃饭，靠国家吃饭。
市场给他们多少钱，取决于消费者认不认可；国家给他们多少权力，取决于他们有没有位置、有没有话语权、有没有专业资格。
对知识分子来说，这笔账不难算。
在市场上，他们得听消费者的；在国家里，他们却是专家是 权威，是说一不二的人。哪一个更舒服？答案不言而喻。
所以，知识分子天然倾向于把权力交给国家， 权力越大，他们的地位越高。这既符合他们的利益，也符合他们的信仰，二者在这件事上高度一致。
国家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合法性，是舆论，是大众的同意。可大众不会自己创造观念，大众的观念，主要来自知识分子。
于是国家需要知识分子替它塑造舆论，知识分子需要国家给它发放权力， 双方一拍即合，结成同盟。国家养着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替国家说话，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很多时候，它们只是两个各自打小算盘的机构，在互相成全。
在罗斯巴德看来，分析知识分子，必须把 国家这个变量放进去。离开国家，你根本解释不了知识分子的许多行为。
九、结语
注意到没有？没有一个人说知识分子道德败坏。
他们说的全都是，这套位置、这套激励、这套责任结构，会让任何坐在上面的人，都更容易滑向反市场、亲国家的立场。这是制度问题，不是人品问题。换了谁坐上去，结果都差不多。
实际上，这些经济学家骂的是，被错误经济学带偏，以及站在自身立场上天然反市场的知识精英们。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知识分子主导了大多数人的观念，这是社会现状的根本成因，骂别人没有用，不怼翻有错误观念的知识分子，社会现状也不可能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