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哈哈”再次成为热点。
商标险被转移、工厂停产、高管“大换血”等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宫斗戏码”时，人们不禁要问：这个陪伴了几代人成长的国民饮料巨头，到底怎么了？
《经济参考报》的一篇深度报道，又激起千层浪。
报道直指，自创始人宗庆后先生离世，其女宗馥莉接棒以来，娃哈哈集团正被迅速推向一条“去娃哈哈化”的轨道，甚至有前高管抛出了国资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娃哈哈集团已近“空壳”的惊人论断。
很多人看到这样的标题，第一反应可能是“又一个侵吞国有资产的狗血剧”，或者简单归咎于“富二代接班不力”。
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种“吃瓜”层面，未免太小瞧了这场风波背后，所牵扯出的中国特定历史时期企业产权制度的深层纠葛。
娃哈哈的“病灶”，远非一日之寒，它的故事，更像一部浓缩了中国民营经济在“红帽子”时代艰难求生与野蛮生长的史诗。
今天，我们需要为历史“补课”。
宗庆后与娃哈哈的“原罪”
要理解娃哈哈今天的“迷局”，我们得把时钟拨回到1987年的杭州。
那是一个改革春潮涌动，但民营经济仍如履薄冰的年代。
42岁的宗庆后，一个普通校办工厂的销售员，怀揣着向亲戚朋友借来的14万元，承包了杭州市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娃哈哈商业帝国的起点。
一个中年男人，骑着一辆破旧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奔波在杭州闷热的街头巷尾，推销着几分钱一根的棒冰，或者几毛钱一瓶的汽水。
他没有显赫的背景，没有充裕的资金，甚至连个像样的“名分”都没有。他所承包的那个“经销部”，名义上是“集体所有制”，头上戴着一顶不大不小的“红帽子”。
这顶帽子，在当时既是保护伞，也是紧箍咒。
它能让你获得一些政策上的便利，比如可以正常经商；但同时，它也意味着你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在法律意义上，并不完全属于你自己。
宗庆后无疑是那个时代中国企业家的一个缩影：他们有“敢为天下先”的闯劲，有“无中生有”的韧性，更有“千方百计”把企业做大的雄心。
娃哈哈的成功，离不开宗庆后“铺天盖地做广告，密如蛛网建渠道”的商业铁腕，也离不开他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握。
从儿童营养液到纯净水，再到AD钙奶、爽歪歪，娃哈哈的产品线几乎贯穿了80后、90后乃至00后的整个童年。
然而，就在娃哈哈高歌猛进，成长为饮料巨头的过程中，那个“红帽子”带来的产权模糊问题，始终像一根刺，扎在宗庆后心里。
他曾公开表示过，自己是“给政府打工的”。
这话听起来有几分自嘲，但也道出了那个时代红帽子企业中的民营企业家的普遍困境：你是企业的灵魂，是风险的主要承担者，是价值的核心创造者，但在产权归属上，你却可能只是个“高级经理人”。
改制了，但病根还在
到了1999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为“红帽子”企业明晰产权的呼声越来越高。
娃哈哈也进行了一场重要的改制。
这次改制，在当时被认为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重要一步。改制后的股权结构是：杭州市上城区国资持股46%，宗庆后个人持股29.4%，职工持股会持股24.6%。
乍一看，国资成了第一大股东，宗庆后也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股份。
但仔细琢磨，这个方案真的“药到病除”了吗？恐怕未必。
娃哈哈的前身是校办企业经销部，是集体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在法理上，就不是国有产权，而是一种所有员工公有的产权形态。
它之所以也是一种公有制，因为这个集体是模糊的，是可以随时进入，随时减少人员的，无法将股权细分到个人。
但这与国有控股，由政府控制的企业完全不同。
正如同农村集体所有制，虽然是一种公有制，但其收益是不能归于政府的。
政府拿到娃哈哈的股权本身，就是一个历史问题，是否正当是值得考究的。
毕竟政府当年给的不过是一个合法经商的牌照罢了。
宗庆后当时的心情，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种产权安排，显然与他为娃哈哈付出的心血和承担的风险不成正比。
更重要的是，这种由政府主导的改制，并没有真正解决“谁是企业真正主人”的问题。
国资虽然占股最多，但它在娃哈哈的日常经营和战略决策中，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个“沉默的股东”。
而宗庆后，凭借其无人能及的威望和对企业的实际掌控力，依然是娃哈哈这艘巨轮的绝对船长。
这种“名义产权”与“实际控制权”的分离，为日后更复杂的局面埋下了伏笔。
正如有知情人士透露的，改制后，国有股东的权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悬空”：股权转让款未实质性收取，分红也未能取得。
“体外循环”的无奈
当正式的制度安排无法给予足够的安全感和与其贡献相匹配的回报时，企业家往往会寻求变通的路径。
于是，我们看到了2000年以后，在娃哈哈集团（国资占股46%的那个主体）之外，一个庞大的、由宗氏家族或管理层、职工持股会控制的“体外帝国”悄然崛起。
其中，由宗馥莉执掌的宏胜饮料集团，更是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这些“体外公司”，围绕着娃哈哈品牌，承接了大量的生产、供应和销售业务。
据《经济参考报》披露的数据，截至2022年底，国资作为大股东的娃哈哈集团，其净利润仅占整个“娃哈哈系”（包括体外公司）总净利润的0.39%！
这个数字又可能会引爆了关于“掏空国资”、“穷庙富和尚”的激烈指责。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这种操作模式在合规性上存在的巨大争议，以及它对娃哈哈集团本身造成的潜在损害。
但是，在进行道德评判之前，我们或许也应该思考一下这种现象背后的问题。
如果娃哈哈集团的产权结构从一开始就能让宗庆后及其核心团队获得足够的激励和安全感，他们是否还需要如此大费周章地构建一个复杂的“体外循环”体系？
这更像是一种在特定历史和制度环境下，企业家为了保护和实现自身经营成果，为了持续激励核心团队，为了规避不合理产权结构带来的潜在风险，而采取的一种“无奈的自救”或者说“曲线救国”。
它反映了当产权主体人的贡献与回报严重不匹配时，市场力量自发寻求平衡的一种扭曲表现。
那么国有股东（政府）真的吃了亏吗？当然没有。
数据显示，娃哈哈自成立以来，上缴的税收超过了1400亿。在税前利润中，政府税收占比接近50%。
也就是说，一个民营企业在正常纳税的情况下，政府就要拿走接近一半的利润，从收益角度讲，政府是所有按中国税法纳税民营企业的最大股东。
而整个娃哈哈（包括体外公司）总资产不过是340亿。
历史欠账的总爆发
宗庆后先生的离世，无疑是娃哈哈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他以其强大的个人魅力和对企业的绝对掌控，尚能勉力维持着这个“体内体外”双轨并行体系的微妙平衡。
然而，当这位商业强人谢幕，曾经被暂时压制或掩盖的矛盾，便如火山般喷涌而出。
宗馥莉接棒后的一系列雷厉风行的举措——试图转移核心商标、调整高管团队、推动员工转签合同至宏胜集团、关停部分娃哈哈集团体系工厂——在外界看来，几乎是毫不掩饰地要将整个娃哈哈帝国的控制权和核心利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背后，既有延续其父辈经营思路和控制权焦虑的惯性，也可能包含了她对娃哈哈现有体制积弊的深切不满，以及试图通过“休克疗法”进行彻底改造的决心。
然而，这些激进的动作，不可避免地触碰到了国资股东、职工持股会（其代表性也值得商榷），引发了剧烈的反弹。这其中或还夹杂着家族内部的股权争夺战。
曾经的“潜规则”和“默契”，在创始人离去、新旧权力交接的敏感时期，被彻底打破。
各方都试图在新的格局中，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娃哈哈的“宫斗戏码”，与其说是简单的权力之争，不如说是历史遗留的产权结构性问题，在特定时点的一次总爆发。
面对娃哈哈当前的乱局，杭州市政府无疑被推到了一个极其微妙和关键的位置。
它既是娃哈哈集团名义上的第一大股东；同时，它也是地方经济的管理者和营商环境的营造者，需要考虑如何才能让这家对地方财政和就业贡献巨大的龙头企业平稳过渡，持续健康发展。
此时，如果仅仅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斤斤计较的“股东”，试图通过行政手段强行干预企业内部事务，或者简单地指责某一方“侵吞国资”，都可能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甚至错失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最佳时机。
考验杭州市政府智慧的关键在于，能否跳出“国资多少”的旧思维定式，真正从历史的、发展的、全局的视角来看待娃哈哈的问题。
第一，正视历史，承认贡献。
必须充分肯定宗庆后及其家族、核心团队作为娃哈哈企业主要创始人和核心价值创造者的历史贡献。娃哈哈能有今天的成就，离不开他们的企业家精神和辛勤付出。未来的产权安排和利益分配，理应充分体现这一点。
第二，厘清产权，解决“红帽子”遗留问题。
这是解决娃哈哈当前困境的根本之道。政府应主导或推动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产权明晰化改革。
对于国资持有的46%股权，可以考虑通过合法的、市场化的方式进行处置。
例如，允许宗氏家族或其认可的管理层持股平台以公允价格回购全部股权；或者引入真正能够为娃哈哈带来战略价值的、与宗氏家族理念契合的战略投资者。
政府的角色，可以从直接持股转变为通过税收、就业等方式分享企业发展红利，并专注于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第三，鼓励整合，规范运作。
在产权明晰化的前提下，应鼓励和引导宗氏家族将“体外”的优质资产和业务，通过合规的方式，逐步整合到统一的、透明的法律主体（如娃哈哈集团或新的上市平台）之内。
这既能消除关联交易、利润转移的隐患，也有利于提升企业整体的运营效率和品牌形象。
第四，构建现代企业治理结构。 无论最终的股权结构如何，娃哈哈都必须建立起权责清晰、有效制衡的现代公司治理机制。
娃哈哈的未来
娃哈哈的“红帽子”迷局，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许多民营企业都曾面临或仍在面临的共同困境。
它的妥善解决，不仅关系到一家企业的生死存亡，更对优化营商环境、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具有重要的标杆意义。
站在政府税收的角度，政府在娃哈哈占比股权多少，其实毫无意义，如果因为股权问题，最终这个民营饮料巨头倒下了，那谁都没有好处，可以说，纠结历史问题，只能是双输。
最重要的是汹涌的舆论，恐怕有很多人难以接受所谓的国有股权民营化，他们害怕所谓的国有资产流失，但他们不明白的是，一份资产，若没有合适的主人去使用它，这个资产有可能变得一毛不值。
历史上，这种红帽子企业，因为产权不清，什么资产保值增值，最终变成零的企业可不少。比如，北大方正。
北大方正号称几千亿资产，最后清零，可没有几个人在乎，但中科院挂牌拍卖了一点联想的股权，却在十几年后掀起涛天巨浪。
很多人哪里在意国有资产流失呢？在意国有资产变成零呢？投资上千亿的大桥空在那，有人在乎吗？有人痛心疾首吗？
投资几千亿的铁路高速公路运载量不够，甚至不够维护费，有人在乎吗？
当年价值千亿的北大方正归零了，谁在意呢？
他们真正在乎的是，有人从中赚钱了，他们不爽。
他们才不在乎国有资产流失呢，亏光不要紧，谁都从里面搞不到好处，对他们才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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