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肉桶政治”（Pork Barrel Politics）无疑是一个色彩浓烈且意味深长的词汇。
它并非简单指向政府开支，而是精准描绘了一种特定现象：
议员们凭借立法权柄，巧妙地将联邦资金导向自己的选区或特定利益团体，以此换取宝贵的政治支持。
这些项目，细究之下，其实更多地向狭隘的地方需求或特殊利益集团倾斜，而其成本，则需由全体纳税人默默承担。
“猪肉桶”一词的由来，本身就充满了浓郁的美国乡土气息。
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将其源头指向十九世纪美国南方的奴隶制时代。据称，奴隶主会定期将腌制的猪肉置于木桶中分发给奴隶，饥饿的奴隶们蜂拥而上，争抢桶中的肉块，最先抢到大块肥美猪肉的人，无疑会被众人视为幸运儿。
这个生动的场景，后来被巧妙地移植到政治语境中，用以讽刺政客们为了争夺政府资金和公共资源而上演的种种不堪与逐利之态。
这是一个隐喻，预示着税款被利益集团哄抢的现实。
历史的指针拨回到十九世纪初至美国内战爆发前，那是“猪肉桶”政治的早期萌芽阶段。
彼时的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边界相对清晰且有限，财政支出的重心主要集中在国防、外交等核心领域。
然而，随着国家版图向西部不断拓展，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日益旺盛，“内部改进”项目，诸如运河的开凿、公路的铺设、港口的兴建，开始逐渐进入联邦拨款的视野。
早在1817年，约翰·卡尔霍恩便大胆提出了“红利法案”，倡议将国家银行的红利用于支持这些内部改进工程。
尽管这一法案最终遭到了时任总统麦迪逊的否决，但它无疑开启了联邦资金介入地方建设的先河，为后来的财政分配模式埋下了伏笔。
这一时期，“猪肉桶”的雏形常常与“滚木立法”的实践紧密相连。
什么叫滚木立法呢？
就是议员们为了确保自己选区的项目能够顺利通过，会心照不宣地相互支持对方提出的类似项目，形成一种原始的利益交换网络。
亨利·克莱提出的“美国体系”，虽然其宏大目标是通过保护性关税、国家银行以及联邦资助的内部改进来促进国家整体的繁荣与发展，但在具体实践中，内部改进项目的分配却难以摆脱地方政治势力的强大影响，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分肥”的色彩。
例如，1824年通过的《一般勘察法案》，授权联邦政府对全国范围内的道路和运河进行勘察，这不仅为后续的联邦拨款铺平了道路，也为地方势力争夺项目资源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和依据。
内战的硝烟散尽，美国进入了重建与快速工业化时期，而“猪肉桶”现象也随之愈演愈烈，其表现形式也更加多样。
一个尤为显著的例证便是内战军人养老金的发放。
起初，这项养老金主要针对在战争中伤残的军人及其遗孀，具有人道主义的初衷。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政治力量的不断推动下，养老金的发放范围持续扩大，资格审查的标准也日益宽松，逐渐演变成了共和党维系和巩固老兵这一重要票仓的关键工具。
养老金法案的每一次修订，几乎都伴随着议员们为本选区老兵争取更多福利的激烈博弈，使得养老金支出一度占据联邦预算的惊人比例，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
与此同时，《河流与港口法案》则成为了“猪肉桶”现象的另一个重灾区。
这些法案以定期的方式，授权联邦政府对全国各地的河流进行疏浚、对港口设施进行改善。
由于每一位议员都热切期望能为自己的选区争取到实实在在的项目，这类法案的内容往往变成了各种地方项目的冗长堆砌，其中不乏许多经济效益低下、甚至纯粹是为了讨好特定选民群体而设立的工程。
例如，在1880年代，一些包含大量不必要项目的《河流与港口法案》便遭到了媒体和锐意改革人士的无情讥讽，被直接冠以“猪肉桶法案”的恶名。
这一时期的“猪肉桶”政治，与当时盛行的“政党分赃制”相互交织，互为表里，议员们通过成功争取项目来回报自己的支持者，从而巩固和扩大本党派的政治势力。
步入二十世纪，特别是经历了罗斯福新政的深刻变革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洗礼之后，美国联邦政府的规模和权力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急剧扩张，其财政预算也随之大幅增加，这为“猪肉桶”政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表演舞台和更丰厚的资源基础。
尽管在“进步时代”，社会上曾一度掀起过针对政府腐败和行政低效的改革浪潮，但“猪肉桶”现象并未因此销声匿迹，反而以更为隐蔽、更为制度化的形式潜滋暗长。
在当代，“专项拨款”，也被称为“定向支出”或“议员项目”，成为了“猪肉桶”政治最主要也最受关注的表现形式。
所谓专项拨款，指的是国会议员在年度拨款法案的审议过程中，为自己所代表的选区或特定的利益集团（例如大学、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乃至私人企业）硬性指定用途的联邦资金。
这些项目通常绕过了正常的预算审查程序或公开的竞争性招标流程，而是由议员凭借其在立法过程中的影响力，直接“塞入”到庞大的拨款法案之中。
专项拨款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在1980年代之后，其数量和金额都呈现出急剧增长的态势。议员们普遍将其视为服务选民、向选民展示其工作政绩的有效途径。
许多臭名昭著的例子，如阿拉斯加州耗资近4亿美元却旨在连接仅50名居民的格拉维纳岛与凯奇坎市的“无处可去的桥”，以及波士顿的“大开挖”（Big Dig）工程，其预算从最初的28亿美元飙升至最终超过240亿美元（含利息）。
国防授权法案也常常成为“猪肉桶”的藏身之所，议员们巧妙地在其中为本选区的军事基地保留一些并非必需的设施，或者推动采购本选区企业生产的、军方实际需求并不迫切的武器装备。
专项拨款的泛滥，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公众对于政府浪费和潜在腐败的强烈不满与担忧。面对日益高涨的批评声浪，2007年，国会通过了旨在提高专项拨款透明度的改革措施。
到了2011年，在茶党运动等保守派力量的强力推动下，众议院共和党和参议院民主党相继宣布暂停在拨款法案中使用专项拨款。
然而，“猪肉桶”的生命力似乎异常顽强，它并未因此绝迹，而是以更为隐蔽的方式继续存在，例如通过议员向行政部门写信建议资金投向的“信件指定”或“电话指定”，以及在授权法案而非拨款法案中巧妙地指定项目。
时至2021年，国会两党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经过改革和限制的专项拨款制度，并将其更名为“社区项目资金”或“议员指导支出”，。
“猪肉桶政治”在现实中所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后果往往是负面的。
它直接导致了资源的错配与整体经济效率的低下。资金的流向并非基于项目本身的经济效益或真实的社会需求优先级，而是更多地受到政治力量对比和利益博弈的左右，这使得大量宝贵的税款被投入到回报率低下甚至完全无效的项目之中，造成了惊人的浪费。
这些积少成多的“猪肉桶”项目，无疑加剧了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国债负担，其最终的成本，却需要由全体纳税人来共同分担。
“猪肉桶政治”为政治腐败和寻租行为提供了温床。议员与特殊利益集团之间很容易形成一种隐性的权钱交易，游说团体通过提供政治献金等方式来换取对其有利的项目。
当选民们亲眼目睹公共资金被大量用于满足狭隘的地方利益或特殊集团的诉求，而非致力于提升整体的公共福祉时，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感以及对整个政治体制的信心都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削弱。
有人说，美国有选民制约，为什么这样的政治分赃行为能持续几百年呢？
一个关键因素在于选民行为模式中的“理性无知”与“理性非理性”现象。
对于大多数普通选民而言，单个“猪肉桶”项目的成本分摊到自己头上往往是微乎其微的，他们缺乏足够的激励去投入时间和精力深入了解这些项目的具体细节和监督其执行过程。
相反，他们更容易直观地感受到本选区因这些项目而获得的具体利益，例如新增的就业机会、改善的基础设施等，并很自然地将这些“政绩”归功于本选区的议员。
这种“收益集中于少数人，而成本分散于多数人”的独特机制，使得议员们拥有强烈的内在动机去积极争取所谓的“猪肉桶”项目。
第二个原因是，议员们的连任驱动。
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议员的首要目标通常是成功赢得下一次选举以保住自己的席位。
通过为选区争取到联邦资金和各种项目，议员们可以有效地向选民展示其“办事能力”和“为民服务”的形象，从而提升自己的支持率和连任概率，这在政治学中被称为“信用获取”。
“滚木立法”的内在逻辑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一个充满多元利益诉求的国会环境中，议员们为了各自选区的利益，不得不进行复杂的利益交换和政治妥协。
“你支持我的项目，我就支持你的项目”成为了一种心照不宣的、普遍存在的立法策略，共同推动了“猪肉桶”项目的通过。
国会的委员会制度，特别是权力巨大的拨款委员会，其运作方式也对“猪肉桶”政治的形成有所贡献。
资深的议员以及在关键委员会中担任主席或重要职位的议员，往往能够更容易地利用其影响力，为本选区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利益集团争取到宝贵的项目资源。
不容忽视的还有特殊利益集团的强大游说力量。
诸如国防承包商、农业利益团体、大型建筑行业协会等组织，通过投入巨额资金进行政治献金、组织专业的游说团队等方式，积极影响议员的决策，力图推动那些能够为自身带来巨大利益的“猪肉桶”项目。
联邦政府权力的持续扩张，也为“猪肉桶政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土壤。随着联邦政府所掌握的财政资源日益增多，其管辖和干预的范围不断扩大，可供分配的“政策蛋糕”也变得越来越大，这就为各种形式的“猪肉桶”运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大的空间。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泰斗米塞斯，在其《人的行为》、《官僚体制》以及《干预主义：一种经济分析》等一系列传世之作中，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了鞭辟入里、极为深刻的批判。
米塞斯认为，人类社会的经济组织模式，从根本上说只有两种基本形态：一种是建立在私有财产权和自由市场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即市场经济；另一种则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和中央计划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即指令经济。
他对于所谓的“第三条道路”——那种试图将市场经济的要素与政府干预手段巧妙结合起来的“混合经济”或“受约束的市场经济”——持坚决的反对态度。
米塞斯敏锐地指出，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只要其目的不是为了单纯地保护财产权和维护市场秩序（例如防止暴力、欺诈等行为），而是试图通过指令性的方式去改变市场自发运行所产生的结果（比如实施价格管制、提供特定补贴、扶持某些行业等），那么这种干预就必然会扭曲市场信号，破坏经济体系内在的自我调节机制，并由此引发一系列始料未及的负面连锁反应。
“猪肉桶政治”恰恰是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一种典型且生动的表现。
在这种模式下，资源的配置并非通过市场竞争的筛选和消费者自由选择的驱动来实现，而是通过政治权力的运作和立法程序的操纵来指令性地分配资金。
联邦政府动用全体纳税人的资金，投入到建设那些由政治考量所决定的特定地方项目中，这从本质上讲，就是对市场自发形成的秩序和资源流向的一种直接干预。
米塞斯曾反复强调，在真正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价格体系是进行理性经济计算的基石。企业家们正是依据市场价格（包括生产成本与预期收益）来审慎决定其投资方向和生产规模，从而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客观上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
然而，当政府通过“猪肉桶”项目来进行投资决策时，其考量的首要依据往往不再是项目的经济效益或社会回报，而是其能够带来的政治回报——例如选票的增加、政治献金的流入，或是对特定利益集团的讨好。
这些项目往往缺乏来自真实市场需求的检验，其成本估算和效益评估也常常因为受到政治动机的干扰而发生扭曲。
正如阿拉斯加那座臭名昭著的“无处可去的桥”，在经济理性上显然是极不划算的，但在当时的政治情境下，它却能为相关的议员带来实实在在的选票和政治声望。
这种基于政治逻辑而非经济理性的资源分配方式，必然会导致米塞斯所深刻揭示的“资本的错误配置”。
大量宝贵的社会资源被投入到那些效率低下、甚至完全无效的项目之中。
政府推行的一项干预措施，往往难以完全达到其最初设定的预期目标，反而更容易在实践中产生一些新的、未曾预料到的问题。
而当这些新问题出现时，政府通常的反应不是及时取消最初的那项干预措施，并反思其不当之处，而是倾向于采取进一步的、更多的干预措施来试图解决这些由干预所引发的新问题。
这就很容易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使得经济体系离自由市场的原则越来越远，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接近于全面的中央计划和政府管制。
“猪肉桶政治”的运作过程也清晰地体现了这种“干预的动态”。
当一个选区的议员成功地为本地区争取到了一个“猪肉桶”项目后，其他选区的议员往往会面临来自其选民的巨大压力，选民们会要求他们的代表也去争取类似的项目和利益。
为了在国会中获得足够的支持票数以确保自己提出的项目能够通过，议员们不得不广泛地进行“滚木立法”式的利益交换，即相互支持对方提出的“猪肉桶”项目。
这种博弈的结果，便是“猪肉桶”项目的数量和总规模如同滚雪球般不断膨胀。
而当这些“猪肉桶”支出持续累积，导致联邦财政出现赤字时，政客们往往不愿意或不敢轻易削减这些在地方上广受欢迎的项目，他们反而可能会倾向于通过增税、扩大政府发债规模，甚至采取通货膨胀等更为隐蔽的方式来弥补由此产生的资金缺口，而这些应对措施本身，无疑都是更深层次、更广泛的政府干预。
专项拨款制度在美国国会的历史变迁——从一度盛行到被明令禁止，再到以新的名目部分恢复——也生动地印证了米塞斯关于干预动态的论断。
在禁止专项拨款之后，议员们很快便会寻找其他更为隐蔽的方式来为自己的选区谋取利益，这又会导致新的监管难题和透明度缺失问题。
而当专项拨款制度以某种形式被恢复时，又不可避免地会重新打开“猪肉桶”的闸门。这种“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正是干预主义逻辑下，干预行为螺旋式上升、难以根除的真实写照。
政府的干预行为必然会催生并助长寻租活动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与壮大。当政府掌握了分配稀缺资源和授予各种特权的巨大权力时，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就会不遗余力地投入资源（包括资金、人力、时间等）去游说政府官员和立法者，目的就是为了获取那些能够给自己带来特殊好处的政策、项目或许可，而不是通过在自由市场上进行公平竞争、为消费者创造更大价值来获得成功。
“猪肉桶政治”正是特殊利益集团通过政治途径来攫取经济利益的一个绝佳范例。无论是大型的建筑公司、财力雄厚的国防承包商、组织严密的农业利益团体，还是地方政府机构、著名的大学和各类研究机构等等，它们中的许多都会非常积极地参与到游说国会议员的活动中，以期能够为自己争取到宝贵的专项拨款或有利的政府合同。
这些集团从“猪肉桶”项目中获得了高度集中的、显而易见的收益，而这些项目的成本，则被巧妙地分散到了全体纳税人的头上，这些纳税人数量庞大、利益诉求各异，很难有效地组织起来进行抗争。
在干预主义政策的环境下，那些组织良好、目标明确的少数人（即特殊利益集团）往往能够凭借其集中的力量和持续的努力，战胜那些虽然人数众多但却组织松散、行动迟缓的多数人（即普通的社会公众）。
这种博弈的结果，最终损害的是整体的经济效率和广泛的大众利益，而少数特殊利益集团则从中渔利。
“猪肉桶政治”的盛行，其直接后果之一便是国家财政纪律的逐渐松弛乃至瓦解。
由于每一位议员在争取项目时，其首要关注点往往是自己选区的短期利益和连任前景，而很少会从国家整体的财政健康状况或项目的长远经济效益出发进行全面考量，这就导致联邦预算如同无底洞般不断膨胀，财政赤字和国家债务也随之持续累积，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
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会严重破坏货币的购买力，扭曲整体的经济结构，并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可能导致整个国家经济体系的崩溃。
与此同时，为了有效管理和顺利执行这些数量庞杂、种类繁多的“猪肉桶”项目，必然需要一个规模庞大、层级复杂的官僚机构体系。
官僚机构的过度扩张本身就是干预主义政策不断深化的一个必然结果，而反过来，一个日益庞大的官僚体系又会进一步强化和巩固干预主义的趋势，形成一种相互加强的循环。
“猪肉桶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将公共职位和立法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或小团体私利的工具，这无疑会鼓励政客们采取短视的机会主义行为，而非着眼于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考量。选民们也可能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之下，变得更加关注能从政府那里直接获得多少“好处”和“实惠”，而不是去审视政府是否有效地履行了其核心的、必要的公共职能。
这种弥漫在政治生活中的“分赃文化”，会逐渐侵蚀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法治精神的尊崇，使得那些基于普世原则、着眼于长远公共利益的理性政策制定过程，变得愈发艰难和步履维艰。
政治的焦点从“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悄然转向“如何更有效地切分利益蛋糕”，这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无疑是一种值得警惕的腐蚀。
尽管美国社会内部从来不缺乏对“猪肉桶政治”的尖锐批评和持续的改革尝试，例如通过立法提高专项拨款的透明度、在特定时期暂时禁止专项拨款的运作等等，但这一现象的生命力似乎异常顽强，总能找到新的生存空间和表现形式。
这恰恰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米塞斯对于干预主义动态演化规律的深刻洞察：除非能够从制度的根本层面，有效地限制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和权力，真正回归并尊重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性作用，否则，“猪肉桶”的幽灵恐怕将难以被彻底驱散。
当然，川普的回怼也很犀利。马斯克是因为这个法案中没有强推电动车的法案才翻脸的。
事实也是如此，马斯克及其名下企业，本身就是猪肉桶政治的受益者，他仅仅在美国就拿到了几百亿美元的政府补贴和上千亿美元的政府订单，并且他旗下的企业也积极在游说两党议员，加大政府支出，以支持电车和星舰的发展。
这场骂战，会骂得很难听。
但背后，美国政府开支持续上升的趋势，却没有任何改变。川普甚至要求取消国债上限，好让他可以持续举债。
减税不减支，不过是在骗SB的一种手段，共和党一贯如此。
不知道国内的川迷，共和党粉，能不能清醒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