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保护钢铁产业，伤害了谁？
文章来自于米塞斯研究院，我翻译过来。
拜登总统为了选票不顾一切了。
当地时间周三，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总部发表讲话，其间再次以“产能过剩论”抹黑中国，并借着批评前任总统特朗普之机，抛出要对中国钢和铝产品加征3倍关税的说法。美媒梳理指出，特朗普任内于2018年对某些进口钢产品征收25%的关税，对某些进口铝产品征收10%的关税，但其他钢铝产品的关税保持7.5%。拜登政府正是揪住这一点，质疑为什么特朗普政府对某些中国钢铝产品仍保持征收7.5%的关税。
现在，两个老头正在为了选票，争相比较谁更会搞贸易保护主义。
白宫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拜登认为钢铁是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的支柱。
就是几年前，特朗普在2018年也采取过类似的措施。
当时特朗普对钢铁进口征收了25%的关税，并声称“贸易战是好的，而且很容易获胜”。
这一言论和政策受到了美国经济学界的广泛批评，批评者认为它破坏了美国制造业的整体健康，只是为了迎合一个落后的行业。
尽管《华盛顿邮报》在2021年指出这一政策“激怒了美国的盟友，并招致了许多经济学家的嘲笑”，它仍然成为了拜登“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的一部分。
报道指出，尽管美国有135,000名钢铁工人，但消费钢铁的企业下属的行业工人超过600万，这种保护钢铁工人生产利益的行动，完全侵犯了后者的利益。
这种关税政策的持续使用不仅表明了美国政治灾难，也突显了在贸易政策上政客们的短视。
拜登政府通过保留这些关税来维持与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关系，这是中西部工业州重要的政治力量。
然而，关税的增加引发了制造业的广泛不满，因为它导致了热轧钢价格的大幅上涨、材料短缺、价格上涨和交货延误的问题。
自1875年美国第一家钢铁厂建成以来，美国钢铁产业一直受到国家政策的严格保护。
这个行业被认为是美国现代史上最大的贸易敲诈者之一。
在高额保护性关税的支持下，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创立了著名的钢铁信托，这个信托通过以低于美国市场价格的方式向海外市场销售钢铁而声名远扬。
即使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时期，当美国政府在巴拿马运河建设中选择以低于匹兹堡市场40%的价格购买美国制造的钢铁时，让这一闹剧显得无比荒唐。
在后续的政府中，如约翰逊、尼克松和卡特政府期间，来自欧洲和日本的钢铁进口受到所谓的“自愿限制协议”扼杀。
这些限制虽然允许外国钢铁有限地进入美国市场，但本质上还是一种保护主义的表现。这
种限制进口的政策最终导致美国公司遭受严重后果，1984年，美国副贸易大使林恩·威廉姆斯（Linn Williams）不得不承认，美国是“世界上效率最低的钢铁生产国之一”。
纽柯迷你工厂的老板肯·艾弗森（Ken Iverson）在1986年观察到，当进口限制导致钢铁价格上涨时，钢铁公司开始获得利润，便停止了现代化改造的步伐。
他指出，只有在强大的竞争压力下，无论是来自国内小型钢厂的内部竞争，还是来自日本和韩国的外部竞争，大型钢铁公司才会被迫进行必要的现代化改造。
从1982年开始，里根政府采取了严格限制钢铁进口的政策。
这些限制钢铁进口的政策，其实是在迫使美国国内需要使用钢铁的制造商为国内钢铁生产商提供资金。
这时，美国的制造商们向商务部提出短缺下允许他们采购外国钢铁的请求，但是，在1986年，商务部需要平均236天才能批准钢铁短缺的请求。
会计总局的艾伦·门德洛维茨证实，这一漫长的决策过程部分是为了设置获取钢铁的障碍。
副助理国务卿吉尔伯特·卡普兰在1988年甚至称供应短缺为“积极的情况”，认为这表明该行业“做得很好”。
然而，卡特彼勒公司的高级官员比尔·莱恩指出，高钢价和配额引起的短缺正在破坏工厂效率，因为必须放弃及时的生产流程，转而采用防备不测的变通方法。
经济学家汉斯·穆勒估计，钢铁配额政策导致钢铁行业每挽救一个工作岗位，就会失去13个工作岗位。
国际经济研究所估计，每年为了保住一个钢铁工作岗位，配额政策的成本高达75万美元。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1984年的研究则估计，美国钢铁生产商每增加一美元的利润，美国经济就会损失25美元。
尽管经济遭受重创，乔治·H·W·布什总统在1989年仍将钢铁进口配额延长了两年半，并荒谬地将这一行为称为“钢铁贸易自由化计划”。
布什政府在任期内对来自不同国家的钢铁进口实施了231个单独的配额，覆盖了500种不同的钢铁产品，这不仅损害了美国的石油工业和机车生产商，还扩大了市场扭曲和经济效率的损失。
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中期，美国钢铁价格的持续上涨已经逐渐侵蚀了美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和就业市场。
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前主席保拉·斯特恩指出，钢铁进口配额制度实际上加剧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因为它导致含钢成品的进口显著增加，同时美国钢铁产品的出口减少。
政客们主张封锁美国港口以阻止外国钢铁进入，但却忽略了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美国钢铁在质量上往往不如外国钢铁。
例如，福特汽车公司在1980年代的数据显示，美国制造的钢铁的废品率是对外国钢铁的废品率的五倍。
到了1990年，国际贸易委员会的一项调查显示，55%的美国不锈钢棒材购买者认为日本产品的质量和客户服务“非常好”，而只有2%的购买者对美国产品给予相同的评价。
然而，20世纪末的保护主义行为并未阻止新世纪的第一任总统乔治·W·布什对钢铁进口实施新的限制。
布什上任时，超过一半的钢铁进口受到联邦价格管制的限制，这包括对外国补贴的惩罚和对所谓的低价倾销的惩罚。
钢铁游说团体在制定美国“公平贸易”法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法律往往在没有不当行为的情况下也常使外国竞争者被判有罪。
尽管2000年代初钢铁进口总量有所下降，但ITC的结论是，美国钢厂正在遭受“激增”的伤害。
唯一进口量急剧增加的是钢板——这些未完成的产品被美国钢厂购买并转化为成品、更高价值的产品。
ITC实际上得出的结论是，美国钢厂因自愿购买并从中获利的外国板坯而遭受重创，这在逻辑上是毫无意义的，但在美国贸易法的框架下，这种判决却成为可能。
布什政府甚至在征收新关税之前就知道钢铁行业的问题并非由不公平贸易造成。
2001年初，美国财政部聘请波士顿咨询集团对美国及全球钢铁状况进行分析。报告揭示了美国钢铁生产效率远低于全球竞争对手，并指出美国钢铁行业在全球的效率排名位于后三分之一。
对于这项研究的发现，美国钢铁公司感到非常不满，因此财政部压制了这份报告。
2002年3月5日，乔治·W·布什总统宣布对钢铁进口征收高达30%的新关税，这一决策在美国引起了广泛关注。
布什总统在声明中强调了自由贸易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并称其为他经济议程的基石。他还指出，作为对自由贸易承诺的一部分，美国致力于执行贸易法律，确保美国的工业和工人能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竞争。
他表示这项新的关税措施是为了给美国钢铁业及其工人提供时间，以适应市场上大量涌入的外国钢铁。
此外，布什总统引用了美国的公平贸易法，强调在所谓的“公平竞争环境”中，政府有责任保护国内产业免受不公平贸易的影响。
尽管布什政府清楚知道钢铁关税可能对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产生破坏性影响，他们仍然选择推行这些措施。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布什的首席经济顾问格伦·哈伯德制定了一份详细的关税分析报告，预测了制造业各州可能的失业情况，但这些估计的失业人数从未被公开。
一份来自全球贸易伙伴关系咨询公司的经济分析估计，为了保护一个钢铁工作岗位，新的钢铁关税可能会导致美国失去大约八个其他行业的工作岗位。
自2001年12月ITC建议征收关税以来，到2002年夏季，热轧钢价格几乎翻了一番。
美国制造商也因为钢铁短缺而遭受重创，这主要是因为关税扰乱了国际贸易并阻止了对美国的出口。
在许多情况下，美国钢厂甚至违反合同，迫使国内客户支付更高的价格。
消费工业贸易行动联盟估计，从2002年2月到11月，钢铁价格的上涨导致美国失去了20万个工作岗位，以及40亿美元的工资损失。
美国贸易委员会的一项分析得出结论，新关税每为钢铁消费行业增加一美元的钢铁利润，就要损失9美元。
2003年底，在世界贸易组织针对钢铁关税做出裁决并面对欧洲贸易报复的威胁后，布什政府最终暂停了这些钢铁关税。
特朗普总统在实施钢铁和铝关税方面，重复了大萧条前共和党总统赫伯特·胡佛的策略。
胡佛的高关税政策被历史学家普遍视为加剧经济萧条的因素之一。
特朗普的这些关税引起了外国的报复性措施，这不仅影响了美国出口商，还直接或间接导致了约30万个工作岗位的流失。
尽管如此，2021年4月7日，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宣布这些关税“有助于挽救美国钢铁和铝行业的就业”，并将其视为“公平竞争环境”的一部分。
雷蒙多的声明反映了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在评估贸易政策时，政府官员往往只关注特定受保护行业的直接利益，而忽略了这些政策对整体经济的广泛影响。
这种单一视角忽视了保护主义措施的真实成本，包括消费者价格的提高、资源配置的扭曲以及对其他行业的负面影响。
如果保护措施真正能提升竞争力，美国的钢铁制造商应该已经成为全球市场的领导者。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钢铁关税反映了一种反工业的政策，更多是政治策略而非经济效益的考量，揭示了政客追逐选票和竞选捐款时的无视经济效率。
其根源是，政客们总是将将选举利益置于所有民众长远利益之上。
最为关键的原因在于，美国总统由谁担任，完全取决于少数摇摆州的民意，这正是美国不管哪一任总统长期对钢铁业采取关税保护的根本性原因。
对于美国人来说，对外国卖家的每一项限制实际上都是对美国买家自由选择的控制。
美国的制造商应该有权利从任何他们认为合适的来源购买成本较低的钢铁，而不应该被视犯罪。
这种政策不仅限制了商业自由，也妨碍了美国的经济效率和创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