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逻辑是用来克服现实问题的唯一工具

对伟大的思想家所建构的哲学体系加以批判检视，时常可以发现，在那些看似一贯相连的综合思想体系所组成的宏伟建构里，存在着一些瑕疵和裂缝。即使是天才，在草拟某个世界观时，有时候也未能避免一些矛盾和谬误的演绎推理。

舆论所接受的那些意识形态，更常沾染到凡人心智的一些毛病。那些意识形态大多是由一些彼此彻底不兼容的观念折衷拼凑起来的，内容禁不起逻辑检视，内在的诸多矛盾是不可补救的，绝不可能把不同部分拼凑成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

有些论述者尝试为这些意识形态里的矛盾辩护。他们说，折衷妥协，不管从逻辑观点来看是多么不理想，并非一无是处。他们说，折衷妥协有利于人际关系的顺畅运行。他们参照流行的谬见，说生命和现实是“非逻辑的”，并据此声称：一个矛盾的思想体系，也许结果证明是合宜的，甚至事实会证明它是一个真理，因为它令人满意地运作，反而逻辑一致的思想体系将导致灾难。这里毋须重新驳斥这种流行的谬误。逻辑思考和现实生活不是两条分开的轨道。对人来说，逻辑是用来克服现实问题的唯一工具；在理论上矛盾的想法，在现实中不会变得比较不矛盾。绝不会有哪个矛盾的想法，能提供什么满意的或行得通的办法，解决现实抛出的问题。意识形态内部矛盾的唯一效果，是隐瞒一些真正的问题，从而妨碍人们及时找到适当的政策加以解决。一些矛盾的意识形态有时候也许能延缓明显的冲突出现，但是，它们肯定会加重它们所遮掩的弊端，使得彻底的解决更加困难。它们使痛苦倍增、使仇恨加深，使和平解决成为不可能；以为意识形态的一些矛盾无伤大雅或甚至有益，其实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行为学和经济学的主要目标，是要以逻辑一贯正确的意识形态取代流行的折衷主义所产生的那些矛盾的教条。除了理智所提供的手段，没有其他手段，可以防止社会解体、并保障人的处境稳步改善。人们必须在心力所能达到的极限内，努力把所有相关问题想个透澈明白；绝不可默许前人留传下来的任何解决办法；相反地，必须永远重新质疑每一个理论、每一个定理；绝不可在努力扫除谬论、寻找最佳可能的认知时，有任何松懈；必须揭露似是而非的学说，详细讲解真理，去误存真、永不懈怠。

这里牵涉到的一切问题都是纯知性的，必须当作知性问题来处理。把它们转移到道德领域，同时把那些支持相反意识形态的人叫做恶棍，这种对待问题的方式其实是一个灾难。一味坚持我们想达到的目的是好的，而我们的对手想达到的目的是不好的，那是没用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正是什么该被视为好的，以及什么该被视为不好的。宗教团体和马克思主义特有的那种死硬的教条主义，只导致不可调和的冲突；它预先谴责所有反对者为恶棍，质疑反对者的真诚，要求反对者无条件投降。在这种态度横行的地方，没有社会合作的可能。

另一种当今很流行的心态也没比较好；这种心态动辄把不同意识形态的支持者辱称为精神失常者。关于精神正常和不正常的鉴别，精神病医生所给的意见不是很明确。外行人介入精神医学的这个根本问题，肯定是很不明智的。然而，很明显的，如果只因某个人认同错误的见解、并且根据自己的误解去行为，便能把他视为精神不健全，那么，要找到一个可以称为精神正常的人，肯定是非常困难的。那时，我们势必要把以前的人称为精神失常者，因为关于自然科学的一些问题、他们的想法，以及从而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和我们今天的想法与方法不一样。而未来的世代，也将根据同一理由，说我们是精神失常者。人是会犯错的。如果犯错是精神不健全的特征，那么，每个人应该都可称为精神不健全者。

同理，即使某个人的意见和同一辈的多数人不一样，我们也不能说他精神失常。哥白尼（Copernicus）、伽利略（Galileo）和拉瓦锡（Lavoisier）是精神失常的吗？历史的常态是，一个人想到了一些和别人相反的新观念。其中有些后来被纳入公认为真的知识体系内。只称呼那些从来没有自己想法的粗野乡下佬为“精神正常”，而拒绝给所有创新者同一称呼，难道是可容许的事情？

当代某些精神病医生的作风实在令人无法苟同。他们完全不知道行为学和经济学的理论。他们对当今一些意识形态的熟悉程度相当肤浅，而且对它们的对错，也没有什么鉴别能力。然而，他们却轻佻地称呼某些意识形态的支持者为偏执狂。

有些人现在通常被辱称为货币怪咖。货币怪咖建议某个以货币措施使每个人都变富裕的办法。他的那些计划是虚幻的。然而，它们却是某个货币意识形态一以贯之的应用，而这个意识形态不仅获得当代舆论的赞同，而且几乎得到所有国家政策的青睐。经济学家针对此一意识形态的许多错误，所提的那些反对意见，反而得不到各国政府、政党和媒体的适当考虑。

那些不熟悉经济理论的人通常认为，信用扩张和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增加是有效的手段，可以把利率永远降低到没有人为操纵的资本与借贷市场所决定的利率水平以下。这个理论是全然虚幻的。但是，它却几乎实际指导当代每个政府的货币和信用政策。且说，根据这个错误的意识形态，没人能有效地反对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索尔维（Ernest Solvay）、道格拉斯（Clifford Hugh Douglas），和其他许多自称改革者所提出的那些计划。这些人只是比其他人更彻底地一以贯之罢了。他们希望把利率降为零，从而完全消除“资本”的缺稀。任何人若想驳斥他们，就必须攻击各主要国家的货币与信用政策所依据的那些理论。

精神病医生也许会提出反驳说，一个精神失常者的特征，恰好在于欠缺节制，总是走向极端，而正常的人是足够审慎的，知道自我约束；偏执狂患者却总是踰越所有界限。这样的反驳实在令人不敢苟同。所有提出来赞同信用扩张能把利率从百分之五降至百分之四或从百分之三降至百分之二的那些理由，对于把利率降为零的主张，也同样有效。从舆论所赞同的那些货币谬论的观点来看，这些“货币怪咖”的建议无疑是对的。

有些精神病医生，称拥护纳粹主义的德国人为精神失常者，并且希望利用一些治疗程序加以医治。这里我们又遇到同样的问题。纳粹主义的那些理论是不对的，但它们基本上和他国人民的舆论所赞同的社会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并无不同。纳粹主义的特色，仅在于纳粹在德国的特殊情况下一以贯之地应用这些意识形态。和当代所有其它国家一样，纳粹主义也主张政府控制企业，以及本国经济自给自足，亦即，闭关自守。纳粹政策与众不同的地方，仅在于：对于其它国家也采纳同一闭关自守的体制时、德国势将尝到的那些苦果，纳粹绝不甘心接受。正如纳粹自己所言，他们不甘心永远“禁锢”在一个人口相对过剩的区域里，而且该区域的自然条件还使劳动生产力低于其它国家。纳粹相信，他们本国人口众多、地理位置具战略优势，以及他们的军队天生精力强壮、勇敢英武，让他们有很好的机会，用武力侵略来消除他们强烈反对的那些不公不义和弊端。

且说，不管是谁，一旦把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视为真理，视为他自己国家的政策标准，那么，他便没有立场去反驳纳粹党员根据这些意识形态所得出的那些结论。其它拥护这两种主义的国家，若想驳斥纳粹主义，剩下来的唯一办法，就是在战争中打败纳粹党。而且，只要世界舆论认为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至高无上的真理，德国人民或其它国家的人民将再度尝试以侵略和征服为手段，来达成他们自己的目的，如果他们觉得有机会的话。想要根除侵略者的心态，就必须彻底摧毁衍生出这种心态的那些错误的意识形态，否则是没有希望的。这不是精神病医生的任务，而是经济学家的任务。（节选自米塞斯：《人的行为》，谢宗林译，海南出版社，2024年7月，第九章，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