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经常收不到文章?】由于微信修改了推送规则,需要读者常转发或点赞点“在看”,成为活跃用户,否则会逐渐收不到推送。为保文章接收,可转到公号首页右上角拉菜单,设为星标⭐

前文推荐:
·林肯的真面目:美国“分赃制”祖师爷与第一桩国家级内幕交易
·工资真相:你的薪水,从来与老板良心无关
在学术殿堂的幽深回廊里,栖息着一群自诩为智识贵族的祭司。
他们不是普通的经济学者,而是宏观经济建模者。
这是一群将灵魂献给数学的抽象世界,却在现实面前目盲如鼹鼠的人。
他们的圣殿没有窗,只有黑板。
他们不屑于观察市场上奔走的小贩、工厂里流转的货物,或失业者眼中渐熄的光。
他们嫌那些太“庸俗”,太“不纯粹”。
他们的使命,是用繁复如咒语的微分方程、优雅却空洞的假设,在粉笔灰中构建属于他们的理想国。
在那里,人是永远理性的“代表性个体”,市场可以在瞬息间“出清”,一切波动皆可归结为几个外生的“冲击”。
他们就像中世纪沉迷于针尖上能站多少天使的经院哲学家,对窗外的饥荒与战火充耳不闻。
然后,时间到了2004年。
一场辛辣的讽刺剧,在经济学最高神殿之一——《政治经济学期刊》——的扉页上悄然上演。
剧目的主演,是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两位模范祭司:哈诺德•科尔与李•欧翰南。
他们动用了最先进的计量工具,驱使着跨越近百年的数据洪流,经过一番令人眼花缭乱的演算。
终于,向世界庄严宣告了他们“石破天惊”的发现: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新政”,非但没有终结大萧条,反而使其更深、更久。
读到这个结论,任何对经济史稍有常识的人,都难免哑然失笑。
这算什么“新发现”?
这不过是早在七十多年前,亨利•黑兹利特、穆瑞•罗斯巴德等奥派思想家,凭借最基本的逻辑与对现实的洞察,就已反复疾呼的常识!
当科尔与欧翰南用颤抖的、仿佛发现新大陆般的笔触写下“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在1939年,仍然比(正常的)趋势,低了27%。”、“个人工作时间……在1939年,仍低于趋势21%。”时,他们似乎完全忘了去翻阅官方的统计年鉴——那上面早就冷冷地记载着,1939年的失业率,依然高达17.2%,是1929年危机前水平(2.9%)的近六倍!
美国经济在经历了七年“新政”的猛药与电击后,依旧躺在重症监护室里,依靠呼吸机维生。
这个事实,对于研究真实历史而非数学幻想的人,平淡无奇;
但对于整个沉醉于“新古典综合”迷梦的宏观建模派,却不啻为一记灵魂重击。他们感到“震惊”了。
为何震惊?
因为现实,将他们奉若圭臬的理论模型,摔得粉碎。

理论的破产与常识的复仇

在他们的模型世界里,大萧条像一场来得快去得也快的感冒。
1929至1933年的下滑,被归咎于某些神秘的“负向技术冲击”或“货币冲击”。
而自1933年起,数据明明显示,强有力的“正面冲击”已经到来——尤其是货币基数,在罗斯福与美联储的操纵下暴涨了超过100%。
按照他们的教科书,如此巨量的货币“注入”,应如肾上腺素般让经济心脏猛烈跳动,至迟在1936年就应让就业市场恢复红润。
可现实呢?
现实给了理论一记响亮的耳光。
经济依旧萎靡,失业依旧顽固。
他们的模型无法解释,为何“药”下了,“病人”却不见起色。
他们困惑,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诊断错了病因。
罗斯巴德在《美国大萧条》中早已阐明真相:
大萧条的根源,并非什么外生的“冲击”,而是20世纪20年代由美联储人为制造的信贷扩张泡沫。
它扭曲了利率信号,误导企业家进行大规模的错误投资,创造了不可持续的繁荣。
泡沫终将破裂,这是市场清算错误、重新配置资源的必要痛苦过程。
真正的解药,是允许这场清算发生:
让该破产的企业破产,削减政府开支与税负,解除阻碍价格与工资调整的管制。
然而,从胡佛到罗斯福,两届政府的选择,恰恰是与市场规律全面开战。
他们的一系列干预政策,却在玩命阻止清算的到来:
1、以工代赈,扩大支出:试图用政府开支“创造”需求,殊不知这只是将资源从更高效的私人部门,转移至政治导向的项目中。
2、价格与工资管制:通过《全国工业复兴法》(NIRA)等法案,禁止降价,维持高工资,这直接冻结了市场最重要的调节机制。
3、农业减产补贴:《农业调整法》(AAA)付钱让农民销毁农作物、屠宰牲畜,人为制造短缺以抬高价格。
4、新一轮信贷扩张:美联储试图用更廉价的货币和新的泡沫,来掩盖旧泡沫破裂的残骸。
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政府干预主义实验,取代了历史上经济衰退后常见的财政紧缩与市场放任政策。
结果,也创造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长达十余年的慢性萧条。
当科尔和欧翰南精美的数学模型在现实数据前崩溃后,他们终于,也许是羞赧地,从故纸堆里捡回了经济学入门课本。
他们想起了“卡特尔”这个微观经济学基础概念——几个生产者合谋限制产量、抬高价格、损害消费者福利的勾当。
接着,他们“恍然大悟”地发现:
罗斯福新政的基石《全国工业复兴法》与《农业调整法》,其本质,正是一场由政府武力背书、覆盖全国绝大多数行业的强制性卡特尔化运动!
NIRA通过数千个“行业法规”,为从螺丝钉到连衣裙的无数产品设定最低价格与产量上限,企业主若敢降价竞争,便会被送上法庭。
AAA则更赤裸,政府直接补贴破坏,将粮食与牲畜化为虚无,只为换取价格上扬。
当这两位宏观经济学家颤抖着将“新政”与“卡特尔”联系起来时,他们笔下流出了这样迟到的忏悔:
“新政的卡特尔化政策,是缓慢复苏背后的关键因素……它对实际产量和趋势产量之间60%的差距,负有责任。”
翻译成白话便是:
如果政府强迫企业少生产,那么需要雇佣的工人自然会减少。
所以,罗斯福新政导致了更高的失业率。
天啊!
这简直是一个街头菜贩都能凭直觉明白的道理!
然而,这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顶尖”的经济学家,动用最复杂的工具,耗费七十余年光阴,才“重新发现”的“真理”。
更可悲的是,他们甚至在文章中,完全忽略了早在1993年,由理查德•维达和洛威尔•加勒威在《失业》一书中,就已完成的、更为详尽扎实的研究。
那本书不仅分析了NIRA和AAA,还深入剖析了“第二次新政”中《公平劳动标准法》(确立联邦最低工资)、《瓦格纳法案》(强化工会权力)以及工资税,是如何进一步抬升劳动力成本,将更多低技能工人永久地锁在失业大门之外的。
这些研究,或许因为未曾发表在他们的“顶级期刊”小圈子里,便被视为不存在。
学术的傲慢,筑起了信息的高墙。

历史的回响:古今中外的干预之殇

奥地利学派的洞见,绝非仅适用于1930年代的美国。
政府试图通过干预来消除经济周期、管制价格、扭曲市场,最终引火烧身的故事,在人类历史中一遍又一遍地重演。
古罗马的物价管制与帝国衰亡:
公元301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颁布《限价敕令》,对数百种商品和服务设定最高价格,企图遏制因货币贬值引发的通货膨胀。
结果市场上的货物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黑市猖獗,贸易瘫痪。
法律严惩违令者,甚至处以死刑,但仍无法挽回经济活动的窒息。
这不是在治疗疾病,而是在杀死病人。
这一失败的干预,加速了罗马帝国经济体系的崩溃。
法国约翰·劳的密西西比泡沫:
18世纪初,苏格兰金融家约翰·劳说服法国摄政王,通过一家特许银行大量发行纸币,并鼓吹密西西比公司的虚幻财富,制造了巨大的金融泡沫。
当泡沫破裂,政府不是允许市场出清,而是试图通过更严厉的货币控制和价格管制来维持幻象,最终导致银行挤兑、经济崩溃和民众对金融体系的长期不信任,为法国大革命埋下了经济层面的伏笔。
中国王莽的“托古改制”:
公元初年,新朝皇帝王莽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恢复“周礼”的激进改革,包括土地国有(“王田”)、废除奴隶、管制物价(“五均六筦”)。
他设立了专门的官员来评定物价,试图平抑波动。
这些脱离现实、充满空想的管制措施,严重扰乱了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导致“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怨沸腾,成为新朝迅速灭亡的重要推手。
1970年代的美国“滞胀”:
尼克松和卡特政府时期,为应对通胀,先后推行了工资-物价管制。
结果与戴克里先如出一辙:短缺、排队、黑市、质量下降。
管制暂时压抑了价格信号,却扭曲了资源配置,打击了生产积极性,最终与石油危机等因素一起,酿成了“滞胀”(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这一当时主流凯恩斯主义理论无法解释的怪胎。
直到里根时代大幅放松管制、减税并稳定货币,经济才重获生机。
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长期低迷:
虽然主流观点将“大衰退”的缓慢复苏归咎于“需求不足”并推崇大规模财政刺激与量化宽松,但奥派观点指出,真正的病灶在于危机前全球央行(尤其是美联储)长期维持过低利率制造的房地产与信贷泡沫。
危机后的干预,如救助“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维持畸低利率、推行繁复的金融监管法案(如《多德-弗兰克法案》),阻碍了必要的市场调整,鼓励了道德风险,并可能为下一次更大的危机埋下了种子。
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更是央行持续干预、阻止债务清算、导致经济僵尸化的漫长前车之鉴。
这些跨越时空的案例,共同揭示了一个铁律:
经济规律如同地心引力,不容忽视。
当政府试图用武力压制价格信号、阻止市场清算、或人为制造信用泡沫时,或许能换来短暂的幻象或政治上的喝彩,但最终必将遭受更严重、更持久的经济反噬。
市场需要的是清晰的规则和稳定的货币,而不是全能的指挥和随意的干预。

迟到的觉醒与未竟的战争

科尔和欧翰南的文章,尽管姗姗来迟且充满局限性,却仍不失为一个微小但重要的信号。
它标志着,主流经济学象牙塔的墙壁上,终于出现了一道裂痕。
他们不得不开始承认,至少部分承认,奥地利学派早已阐明的观点:
大萧条的持久化,主因正是胡佛-罗斯福时代的政府干预主义;
而二战后的经济繁荣,恰恰与当时相对更自由的市场政策、以及战时管制的大规模解除密切相关。
然而,这场觉醒远未完成,甚至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宏观经济学的正统,依然被那些沉迷于数学精致性而忽视现实复杂性的模型所主导。
他们忙于为干预政策寻找更“巧妙”的模型化理由,却不愿从根本上反思其方法论缺陷——忽视时间与资本结构、无视企业家的判断与知识问题、将市场视为一个可被精准操控的机器。
与此同时,干预主义的诱惑从未消退。
每当危机来临,政客与公众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呼吁“政府做点什么”。
从2008年的救市,到2020年疫情期间的空前财政与货币刺激,再到各种产业政策、绿色补贴的卷土重来,我们看到的是干预的工具箱日益精致,但其本质逻辑与1930年代并无二致:
试图用更多的扭曲(货币、价格、补贴)来对抗之前扭曲造成的后果,相信少数精英的规划能优于亿万个体的自发协作。
所以,重述奥地利学派的洞见,不仅是学术上的正本清源,更是关乎现实经济健康的紧迫之事。
我们需要牢牢记住:
1、经济周期源于货币与信用的不当扩张,而非市场的固有缺陷。
央行的“善意的干预”往往是周期之母。
2、市场清算过程虽痛苦,但必要。
试图用干预阻止清算,只会将急性病拖成慢性病,并积累更大的风险。
3、价格是传递稀缺信息的生命线。
管制价格,就是蒙上经济的眼睛。
4、真正的复苏来自资本结构的重新调整与企业家精神的释放,而非政府的开支或货币的滥发。
科尔和欧翰南的“震惊”,应该成为所有经济学人的警钟。
是时候将目光从黑板上那些优美的曲线,移向真实世界中人们的行动、选择与挣扎了。
经济学本应是关于人的行动的科学,而不是关于方程求解的数学游戏。
对充斥着谬误与傲慢的现代宏观经济学而言,奥派常识的回归,虽然迟到,但仍有其价值。
毕竟,在思想的战场上,迟到,总比永远缺席要好那么一点点。
但这“一点点”的进步,需要更多人勇敢地戳破皇帝的新衣,不断重述那些被遗忘的、却至关重要的简单真理。

传播观念不易,望同道中人多多转发(不可见文章可添加二维码索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