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谁不重利害，事物反常必有妖

是简简单单的四个字：人之常情。

01

从第一次见面，苏洵就讨厌王安石。

后来还专门写了《辨奸论》批评他，说有些人啊，满口子曰诗云，却不洗澡不洗脸、蓬头垢面、衣服脏兮兮的，故意搞这种“名士风度”来装酷。

这种人，就是伪君子，大奸大恶。

——苏洵《辩奸论》

《辨奸论》是不是苏洵写的？苏洵对王安石的判断对吗？两位大佬互相讨厌的背后，存在哪些深刻的思想分歧？学者们有各种研究，粉丝们有不同看法。

我想抛开这些复杂争论，提一个简单的问题：

假如你去参加一次聚会，第一次见到了某位大名鼎鼎的文学家（他同时还是诗人、学者、官员）。你看到这个人的第一印象是：

不修边幅、外表邋遢、衣服脏兮兮、好像还没洗脸。这样一个人，满口诗词歌赋，道德文章，你会讨厌他吗？

——吴钩《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

需要说明的是，古代有些名人确实不拘小节，比如王猛扪虱谈天下，曾国藩见客时旧衣服上油渍斑斑，都作为名人轶事，传为美谈。

前几年，出了一个“流浪大师”沈巍，喜欢他的人觉得这是民间大师，真正的知识分子，粉丝们纷纷前去合影，还有人表示要嫁给他。讨厌他的人则觉得这个人邋遢如乞丐，让人只想避而远之。有时间刻苦读书，为什么不把自己收拾干净呢？

喜欢的人，觉得是特立独行；讨厌的人，觉得是哗众取宠。这都是一种“人之常情”。

阅读历史还是思考现实的时候，那些复杂的理论当然很重要。但是，不要忘记四个字：人之常情。

这是我们理解真实世界的第一把钥匙。

02

王安石的青苗法，引发了大宋朝无数官员的反对。

有些基层官员，宁可辞官也拒不执行。这其中还有王安石的老朋友。

青苗法之争，有人说是观念之争，有人说是权力之争，有人说是利益之争，还有人说是思想超越了时代，以至于无法落地。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想象一下，一觉醒来，老板给全公司的员工增派了一项工作任务：去农村放高利贷。你愿意执行吗？

大多数人不愿意。因为高利贷这个生意，名声不好，操作困难，风险很大。

老板解释说，这是做慈善，不是高利贷。

员工们吐槽说：比别的高利贷便宜一点，就不是高利贷了？

当然会一片反对声。

放贷容易收债难。到时候钱收不回来，我赔吗？何况，工作已经够忙了，我又不是钱庄掌柜，你凭什么让我干这个呢？工作量增加了，风险增加了，名声变坏了，至于奖金，一毛钱没有。凭什么呢？

所以很多人的态度，就是消极执行。那些脾气火爆的，直接辞职不干了。

历史没有我们想得那么复杂。富弼反对青苗法的理由就是：

“贷款给穷人，如果这些人还不上钱跑了，怎么办？要不要追捕，抓捕的话会不会产生官民冲突？还有，放贷有风险，亏掉的钱谁来赔？负责放贷的打工人吗？”

如果一觉醒来，老板给每个人增加了一项放贷工作。你和同事们给出的反对理由，可能也是这些。

历史再复杂，未来再多变，但不会超出人之常情。

03

王安石对其他文学家的评价，很有意思。

当他还是一名普通官员的时候，文坛领袖、朝廷重臣欧阳修一直欣赏他、提携他，他以学生自居，表达仰慕之情，还说只有欧阳修，才是他的知己。

“非公无足知我者。”

等到他成为重臣，主持变法，听到皇帝想调回反对变法的欧阳老师当宰相时，他对欧阳老师的人品和文章，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

他在皇帝面前，痛斥欧阳修老师水平很差，误导天下读书人，坏坏世风：

“（欧阳修）不知经，不识义理，误导天下学者，世风几乎败坏。”

这种差评，连年轻的皇帝都惊呆了，都忍不住出言反驳。

在王安石口中，欧阳老师还变成了攀附权贵（“依附韩琦”）的小人，荼毒百姓、祸国殃民的奸贼：

“如此等人，与一州则坏一州，留在朝廷则附和流俗，坏乱朝廷，非得留他何用？”

等到欧阳老师去世后，对他的宰相地位和变法大业已经没有任何威胁。他对欧阳老师的评价，又发生了180度大转弯：

——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

欧阳老师，您的道德文章，如江河灿烂，与日月同辉。您是我一直以来仰慕和亲近的人啊。失去了您，以后我又该追随谁呢？

作为政治家，王安石褒贬人物，依据并不是事实，而是对方是否支持变法。立场比事实更重要，态度比对错更重要。

支持我的，就是君子；反对我的，就是小人。

这也是一种人之常情：当一个人支持你喜欢你时，你觉得他处处皆好；当时一个人批评你反对你时，你觉得他处处皆坏，简直是人世间一切罪恶的化身。

04

《苏东坡传》的作者许葆云认为：

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王安石变法，有的只是一个“宋神宗变法”。

在皇权压倒一切的时代，宰相王安石只是皇帝手中的工具，是行使皇帝意志的代言人，是一颗随时可以拿出去搏杀、又随时可以被弃的“棋子”，所以“王安石变法”这个名称本身就说不通，贯穿整个神宗统治时期的这一系列大事，只能称为“宋神宗熙丰变法”。

这个观点对吗？

首先，我在《二十四史》中输入“王安石变法”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古人确实没有“王安石变法”这个名词概念。

其次，王安石不是张居正，宋神宗也不是年幼的万历皇帝。变法的总导演，只能是大宋帝国的掌舵者宋神宗。王安石罢相之后，变法大业依然在神宗的主持下继续进行。有没有王安石，并不会影响神宗的变法大业；有没有一个能力出众的总经理，也不会影响董事长的改革计划。

最后，变法中罢黜朝廷重臣，调整国家政策，结束宋太祖以来的“君臣共治”，集政、军、财、谏四权于帝王一身，这不是王安石的能量能做到的。

“神宗皇帝借变法扫荡朝廷，要以一人专断取代君臣共治。”

“王安石这只“车”在棋盘上纵横数载,用得不顺手时也就被皇帝弃了。若说世上曾有过一个“王安石变法”，就等于拿一只“车”的力量来左右一盘棋局的胜负，这是个大笑话。”

许葆云的这些分析，既来自史料，也来自常识，也来自对“人之常情”的理解。

脱离了这四个字，人有时会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迷失方向。就像开着一辆汽车，却没有方向盘。比如一些苏东坡的传记作者，竟然搞不清楚整治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到底是谁策划的。他们掌握了很多混乱的信息，却没有最基本的常识和判断力。

05

王安石对苏轼的评价，也很有意思。

他觉得三苏的文章，都是一丘之貉，都是不入流的东西，是战国纵横家那种巧辞善辩的风格。苏轼一家“所学不正”，不符合主流价值观。而自己作为儒家正统的代表，比如予以排斥。如果自己担任主考官，绝不会让这种人及格。

（王安石自己也熟读诸子百家，喜欢研究经世致用的非主流学问，所以，他的这个批评其实很奇怪。当然，他评价人品和作品的标准，是政治立场。）

他还认为，三苏和欧阳修一样，都是攀附权贵的奸邪、小人（这两个词是王安石的原话）。欧阳修攀附韩琦，苏轼一家则攀附欧阳修。苏轼兄弟表面清高，背地里却违法乱纪，搞走私赚黑钱。（这一指控后来被证明是谣言。）

他建议神宗皇帝，要像驯牲口一样，驯服不听话的苏轼：

“陛下为何不罢黜苏轼？难道是因为惜材？譬如驯恶马，须减其粮食，加以鞭锤，使其贴服，方可以驾御。如苏轼之流，不困之使自悔，而制其不逞之心，怎肯为陛下所用？况且，苏轼之才，为世用甚少，为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建议君主把大臣当成牲口来驯化，是儒家极其反感的法家权术思想，孟子就曾严厉批判过：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等到王安石下野之后，他对苏轼的评价，又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084年，苏轼经过金陵，在这里停留了一段时间，见了很多老熟人，其中就包括王安石。在一次次聚会中，他们一起游山玩水，饮茶谈诗。王安石还邀请苏轼在自己家附近买房置业，和自己做邻居。

他对苏轼的诗歌击节叫好，亲自抄写，还赞美苏轼是“人中之龙”：

“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两个曾经的朝廷重臣，在一起谈论诗词歌赋，却对国事闭口不谈。这时的苏轼，已经经历过“乌台诗案”的捶打，被皇帝像驯牲口一样驯化过，学会了谨言慎行。

这些年来，皇帝陛下驯牲口的技术越发纯熟，屡兴大案，牵连众多，天下人噤若寒蝉。士大夫们私下言谈之间，彼此叮嘱最多的，就是“不要乱说话。”

——周文翰《孤星之旅：苏东坡传》

经历了太多风浪，曾经的“拗相公”，那个为了坚持己见总是习惯于怼天怼地、习惯于跟所有人（无论是上级、师长、朋友、亲信还是皇帝）辩论的拗相公，终于也和惊弓之鸟苏轼一样，学会了沉默是金。

苏轼和王安石，都心直口快，宁鸣而生。壮年时都瞧不起朝堂上那些保持沉默的不倒翁，直到自己被政治的利剑斫伤。

苏轼当年被投入监狱，牵连了一众朋友，内心愧疚；王安石在新党的内部斗争中失去了自己最心爱的儿子，和最得力的助手反目成仇，从此万念俱灰。

他们质疑沉默者，他们理解沉默者，他们成为沉默者。

当年别人劝他们不要乱说话，如今他们劝别人不要乱说话。

他们用大半生时间，才看清楚那把高悬在头顶的利剑。苏轼的危险，不是来自王安石，更不是来自几个告密小人；王安石的危险，不是来自苏轼，更不是来自亲信的“背刺”。

那把高悬在头顶的利剑，才是所有人不安的源泉。它让曾经言辞激烈、正直无畏的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王安石以及无数人，学会了害怕，学会了默不作声。

——张炜《斑斓志》

避席畏闻文字狱，万马齐喑寂无声。

这也是一种人之常情，这也是一种“成长”和“成熟”：

参考文献：

我的作品：

我的书：《经济学思维50讲》

我的课：给孩子的10堂经济学大师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