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尔哥论政府监管

原创漫天雪798 漫天霹雳Plus

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通常被主流经济学界按照所谓的“宗派意识”，描述为法国重农学派继魁奈之后的代表人物。但是这个分类是错误的，他在根本的经济学原则上与重农学派截然不同。他是法国伟大的自由放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为经济学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最近油罐车混装事件，引起了经济学界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和焦虑，人们普遍的指向是，政府应当加强监管。食品和公共安全的责任，在当代人心目中，似乎天经地义地是政府应当管制的范畴，市场和个人似乎既无责任也无能力。

这时候重读杜尔哥的著作，尤其是关于政府监管的经济学分析的内容，让我们不得不感叹，当今人们的“拜国家教”信仰已经到了何等地步，正是人们的观念堕落，导致了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而我们现在所争论的一切，那些杰出的先辈早已给出了清晰透彻的答案，后世的人们却总是不学无术地“独立思考”，以为自己有什么独立的惊天发现和过人的智商。

简要介绍一下杜尔哥的生平和贡献，还是必要的。我们至少要知道他究竟有多么牛逼——市场化的“自然权威”，意见当然应当被高度信任和重视。并不是黑格尔式的国家是上帝在凡间的代表，所以一定正确，也不是定于一尊就正确，更不是民主化以后卢梭式的“公意”就正确。

杜尔哥的极简学术生平

杜尔哥家世显赫，祖上是王室官员，父亲是国务顾问、国王参议会主席的大法官、巴黎最高行政长官。杜尔阁毕业于巴黎大学最高神学学府索邦神学院。后来成为地方法官、大法官、地方执政官；在路易十六时期，先后担任海军大臣、财政大臣。

他最神奇的地方就是，日理万机，忙于行政事务，对经济学是捎带玩的，但是却做出了深刻而卓越的贡献。其经济学作品，由简单、零散、匆忙写就的12件作品构成，总共只有188页，然而却字字珠玑，思想深邃，贡献卓著。

也许正是因为时间太过仓促，他的作品有的是半拉子，根本就没写完；有的是只有一个简单的提纲，根本就没有展开论述。但其共同的特征是，短小精悍，寥寥数语直抵核心，无与伦比的清晰透彻，跟现代那些佶屈聱牙、晦涩难懂而故弄玄虚的著作形成鲜明的对比。

他比较完整的作品是《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法文原文只有53页，这已经是他最长的作品了。中文版连导读、序言加一起，才105页，一共写了101节，每一节谈一个问题，只有几行字。一个小时就能读完。

这本书其实也只是一个简略的提纲，他是为两名中国留法学生写的一个总序。当时法国政府认为中国农业搞得好，曾专门派人到中国学习农业经验，中国也派了两名留学生到法国学习。当这两名中国留法学生准备回国时，杜尔阁建议政府让他们再留一年。他又匆匆忙忙地为这两位中国留学生撰写的《中国问题集》写了一个序，对中国留学生提出的一些问题予以解答，目的是让他们能够具备基本的经济学理论——只有理论在手，才能正确地观察和理解经济。1766年，这个总序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得以成书和出版。

在财政大臣任内，杜尔哥在自由放任思想指引下，是财政纪律的坚定捍卫者。1774年8月，他被任命为财政大臣后，纲领是“不破产、不增税，不借款”。他对国家举债的认识，完全是“奥地利式”的——国债将储蓄诱惑到非生产用途上，满足了国家的目的，培养权力的同谋与国家认同，挤出私人投资，将造成经济衰退和道德败坏。

他推行了六条激进的改革法令，包括谷物自由贸易、废除手工业行会垄断、废除贵族僧侣阶层免税和特权、简化税制，等等。由于触动了特权阶层和行会的利益，1776年5月12日被解职。后来，这些改革措施在法国大革命时立法机构又予以恢复。

1781年3月18日，杜尔哥54岁英年早逝。

杜尔哥的主要贡献

杜尔哥是法国自由放任传统的开路先锋，是伟大的让·巴蒂斯特·萨伊的思想导师，是主观价值、边际效用理论和收益递减规律的杰出阐释者，是奥地利学派经典的资本与利息理论的先驱。

他的卓越贡献包括但不限于：

1、主观价值与交换理论

杜尔哥精准地理解价值的主观性，以及序数而不是基数这个概念。他认为正是价值的主观属性，交换双方对物品的评价不同，因此交换行为才会发生。因此交换必定对双方有益，并提升双方的财产价值。

杜尔哥写道：“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在交换中获得的价值高于他放弃的价值。双方都会在交易中获益。”“商业交易除了互利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东西”。他还完全正确地描述了“机会成本”的概念。

他用寥寥数语就彻底否定了古老的亚里士多德谬论：交换是等价的。如果交换双方对同一物品的评值相同，那么还有什么交换的必要呢？必定是因为双方的价值评判不同，交换才会发生，自由贸易必定有利于交换双方。

他由此自然地推导出一个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放任结论：政府活动，应当被严格地限制在保护个人免受严重不公正的伤害以及保卫国家免遭侵略上面；政府应该总是保护买者购买和卖者出售这样一种自然的自由；政府的限制和特权，将迫使消费者以高价购买低劣的商品。

2、边际效用理论

杜尔哥写道：尽管水是人们所必需的同时能够带来很多愉悦，但是对一个水源丰富的国家，人们并不把它看成是一种珍贵物品。它大量存在、俯拾即是，因而人们并不寻求拥有它。

人们在评价一种物品的价值时，总是按照目的排序，由其行为所能支配的存量，能够给自己带来的满足来评判的，而不是从一类物品的总量来评判的。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同质财货，必定用于满足更不重要的需求，每舍弃一个单位，必定舍弃的是最不重要的需求。是这个最不重要的需求，决定了商品的价值。一切价值，都是边际价值；任何价格，都是边际价格。

一个完善的价格决定理论，已经呼之欲出。

他基本解决了困扰经济学界几百年的“钻石与水”的“价值悖论”问题，只是缺少“边际效用”这个概念来定义和完善这个至关重要的理论。

3、收益递减规律

他几乎是随性自然而脱口而出地，就像一个顶级数学家做加减乘除运算、一个歌唱家即兴表演一样，讲出了著名的“收益递减规律”，他称之为“可变比例原理”：

“不仅生产产品的各要素比例是可变的，而且达到某一点后，所有进一步的支出都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在这种情况下，支出增加不会增加产量。因而，存在一个不可能超越的生产最高点”……“随着支出不断增加，肯定会越过生产最高点并达到回报为零点，每单位新增投入的生产率也会越来越低”。

关于收益递减规律，到20世纪以前，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过他的分析水平。

4、资本和利息理论

杜尔哥最辉煌和突出的理论贡献，就是他的资本和利息理论。

他首先论述了储蓄的作用：财富通过每年消费的和节约的产品来积累。储蓄通过货币的形式积累，接着投资到各种资本品中。

在《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中，他明确无误地论述了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必然是资本家-企业家，并且是不确定性风险的最终承担者：是一个资本所有者或可动的积累财富的所有者来雇佣工人并提供垫付，一部分垫付用于建造作坊和购买原料，另一部分垫付用于支付加工皮革的工人的每日工资。他们必然期待在出售皮革后，不仅能够收回他们的全部垫付，而且还能收回一笔利润；这笔利润除了足以偿付他们当初用货币购买田产所能得到的报酬，还足以支付他们本人因劳动、操心、风险甚至技能而应得的报酬。因为，可以肯定，如果二者产生的利润相同，他们就宁愿无忧无虑地靠这笔资本本来所能购买的土地而带来的收入生活了。

接着，他论述了资本家-企业家与劳动者的关系：资本是所有盈利事业不可或缺的基础。那些勤劳而热爱劳动却缺少资本，或者手中资本不足以经营他们希望开办的事业的人，就不难获取这种解决办法：把他们期望获得的在收回他们的垫付后的剩余利润，分出一部分给那些愿意把资本或货币托付给他们运用的资本家或者货币的所有者。

用罗斯巴德的话说，工人的工资就是他所能够生产的边际价值产品的折现。马牌的所谓工人应当占有全部劳动成果的理论，完全是胡说八道，因为工人的劳动成果，企业家已经以工资的形式提前预付给了他。正是因为工人没有储蓄，没有技术设备，要借助资本家-企业家的投资和技术设备才能生产，而生产的过程中，是没有收入的，资本家将未来产品的折现价值以工资形式提前付给了劳动者。由此，劳动者便可以不论未来产品如何，都可以在产品尚未生产出来之前拿到报酬，而风险则全部由企业家来承担，因此，工人愿意支付一部分折现给资本家。这个折现的价值，就是利息。

自由市场上，没有剥削，没有剩余价值。利息是永远不会消除的，因为人们对现在财货的评价高于未来财货。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是合作关系，不是对立关系。

杜尔哥已经完全意识到了至关重要的庞巴维克一奥地利学派式的“时间偏好利息”概念，杜尔哥说“在借钱那一天，比较现在拥有一笔钱和未来收到一笔与之不等数量的钱之间有用性的区别" 。问题的核心就是时间偏好，为未来打个折扣，为现在提供溢价。杜尔哥引用一个众所周知的格言， “一鸟在手胜过百鸟在林”。因为现在真正拥有的一笔钱“胜过保证在一年或几年后收到一笔相似数量的钱” ，所以借出和偿还相同数量钱的价值几乎是不可能相等的，由法律来界定最高利率事实上是剥夺了所有存在风险的信用活动。

他由此对“高利贷法”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批判：“现在到底是基于什么原则，能在对双方都有利的、让双方满意、对别人肯定无害的合约中发现犯罪呢？ ”“收取利息不是剥削，正如销售商品不是剥削一样”。抨击贷款人“利用”借款人对钱的需要而收取利息和“宣称面包师利用消费者对面包的需要，而对卖出的面包收取现金一样荒谬"。

在庞巴维克的巨著《资本与利息》之前一个世纪，杜尔哥几乎完整提出奥地利资本与利息理论，并进行了非常精深的关于货币供求与利息变动的关系问题的讨论。

罗斯巴德为此批评了他的奥地利学派卓越前辈庞巴维克。他认为庞巴维克对杜尔阁进行了不公正的对待，没有承认杜尔阁在资本与利息分析中的卓越成就，目的不过是为了宣称自己的“原创性”。

杜尔哥对政府监管问题的犀利评论

杜尔哥坚决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各种监管，他认为“在自由市场上的个人利益必然总是与普遍利益相吻合的。买者将选择能够以最优惠的价格提供给他最适合的产品的卖者，而卖者将以最低的竞争性价格出售他的最好的商品。”一切政府监管活动的结果，必定是消费者以更高的价格获得更劣质的商品。

杜尔哥承认，在自由市场上，有时可能会出现一个“欺骗的商人以及一个受愚弄的消费者”的情况。但是，届时市场本身会提供它的补救办法：“被欺骗的消费者将会从经验中学习，从而不再与欺骗的商人打交道，这个商人将会陷入信任危机并且最终会因为他的欺诈行为而受到惩罚”。

杜尔哥实际上嘲笑了由政府来保护消费者免遭欺诈或伤害的各种企图。他用一段著名的文字精辟地阐明了所谓的国家保护所具有的一系列谬误：

期望政府来防止这类欺诈行为的发生，就如同想要政府为所有可能摔倒的儿童都提供床垫一样。若假定通过管制就能够成功地防止所有可能的此类不法行为的发生，就等于是为了追求一种幻想中的整个工业进步的完美性而做出牺牲；它是要将技工的想象力限制在所熟悉的完全狭窄的范围内；它是要禁止他们取得所有新的经验……

它将意味着忽视这样一个事实：这些管制措施的实施总是委托一些人来做，而他们更有利益动机去进行欺诈或者默许欺诈行为，因为他们所可能从事的欺诈活动将会以某种方式掩盖在公共权威机关的图章之下，以及被这种图章所唤起的消费者的信赖所遮蔽。

杜尔哥补充道，所有的这些限制“总是要涉及经费支出的，而这些支出又总是通过对商品征税来补偿的，其结果，便是加重了国内消费者的负担，并抑制了外国的购买者”。

杜尔哥以一种极其精彩的方式总结道：

因此，通过明显的不公正的方式，为了使少数懒惰之人免除通过自我学习和调查来避免被欺骗的麻烦，就给商业、进而整个国家强加了沉重的负担。如果假定所有的消费者都将被愚弄，所有的商人和制造业主都将欺骗，那么实际的后果就等于是授权他们这样做，并且将导致社会全体劳动者的退化。

继续滑动看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