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是你们美国人，乃至全世界人，供在神坛上的那个“圣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你们都以为我是谁？是那个带领美国走出大萧条的英雄？
是那个坐在轮椅上，却依然能用乐观的微笑和坚定的意志，拯救了自由世界的伟人？
是那个在炉边谈话里，用温暖的男中音，安抚了整个国家灵魂的慈父？
可笑！真是天大的可笑！
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被历史教科书和那帮无耻文人喂养大的笨蛋们，你们看到的，全都是我想让你们看到的。
那是一出由我亲自导演、亲自主演的，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一出“造神”大戏。
今天，我死了这么多年，骨头都化成灰了，也就不怕跟你们说点真话了。我，富兰克林·罗斯福，要亲自给你们这些善男信女，拆穿我自己的神话。你们听好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是来自“神”本人的“祛魅”，比你们看一百本历史书都有用！
你们总觉得，我天生就是个干大事的料。
是啊，我出身好，哈德公园的大少爷，姓的是“罗斯福”这个金字招牌，还娶了我那个大名鼎鼎的堂叔——老泰迪·罗斯福最心爱的侄女。
看起来，我就是那种典型的、上帝都嫉妒的“天选之子”，对不对？
狗屁！
我告诉你们，我年轻的时候，是个什么货色。
在格罗顿、在哈佛，那些你们以为是精英摇篮的地方，我算老几？成绩平平，体育不行，连他们那个最牛的“坡斯廉俱乐部”，都看不上我，把我拒之门外！
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挫折”！
你们说可笑不可笑？我一个未来的“世界领袖”，居然为了进不去一个小小的学生社团而耿耿于怀！
至于做生意，那就更别提了。我那个时代，是美国企业家精神最辉煌的时代。
范德比尔特搞铁路，卡内基炼钢铁，福特造汽车……那些泥腿子出身的、甚至是移民，都在创造着惊天动地的伟业。
而我呢？我这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大少爷，我投什么赔什么！
我搞过龙虾生意，赔了个底朝天；我异想天开，要去搞横跨大西洋的飞艇，结果连个响都-没听到；我倒卖德国马克，结果马克变成了废纸。
我的朋友，那个威尔逊总统的内政部长富兰克林·莱恩，他怎么评价我？
他说：“富兰克林对金融一窍不通，但他对自己的无知，也一无所知。”
这句话，骂得真他妈的到位！我就是这么个人。
我天生，就不是干实事的料。
我没有卡内基的精明，没有福特的创新，甚至没有我身边那些华尔街律师同学的严谨。
我，对经济，对数字，对那些实实在在的生产和创造，既没天分，也没耐心。
但是，我富兰克林·罗斯福，我天生，就是另一块料。
我，天生，就是玩政治的料！
我不会算账，但我会算计人心。
我不会造汽车，但我会开空头支票。
我没有一流的智商，但我有一流的“气质”！
我那个迷人的微笑，我那个充满自信的声音，我懂得如何拍着你的肩膀，让你觉得我是你最贴心的朋友，然后心甘情愿地，把你的选票，和你的钱，都交给我。
我25岁的时候，还在一家律师事务所里当个“百无一用”的小职员，我就已经清清楚楚地，为自己规划好了通往白宫的康庄大道。
我告诉我的同事们，我要像我堂叔泰迪一样，先干州议员，再干海军部副部长，然后是纽约州州长，最后，就是总统！
你们看看，后来是不是一步不差？
这，才叫“天才”！
这是一种你们这些搞实业的、做学问的，永远也理解不了的，关于“权力”的天才。
所以，当1929年，那场大萧条，像一场黑色的暴风雪，席卷美国的时候。你们所有人都陷入了恐惧和绝望。
而我呢？我坐在我的轮椅上，心里，其实是在狂笑。
因为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
胡佛那个倒霉蛋，那个工程师出身的、相信数据和逻辑的“书呆子”总统，他给我，送来了一份天大的礼物。
你们这些历史学家，那些施莱辛格、洛伊希腾贝格之流，他们总是喋喋不休地告诉你们，大萧条，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失败，是万恶的“消费不足”和“贫富分化”造成的。
放他娘的狗屁！
我心里，比谁都清楚，那场灾难，到底是谁的“锅”。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的那笔烂账，那一百多亿的战争债务，像一根绞索，勒住了全世界的脖子。
是你们国会里那帮蠢猪，通过的那个《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把全世界的贸易大门，都给关上了，发动了一场自杀式的“关税战”。
是那个新成立没多久的、自以为是的“美联储”，先是疯狂放水，然后又胡乱加息；货币政策胡搞，导致了大萧条。
战争、关税、错误的货币政策……哪一样，是自由市场的错？全都是你们“政府”自己，干出来的好事！
但是，这些真相，重要吗？
对你们这些想搞懂经济学的书呆子来说，可能重要。
但对我，一个要竞选总统的政客来说，真相，是最不重要的东西。
重要的是，老百姓相信什么。
而“消费不足论”，这个理论，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政治武器”。
它太完美了！
它让我可以，理直气壮地，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那些“自私贪婪”的企业家和“华尔街的银行家”。
它让我可以，把自己，包装成“穷人的盟友”、“人民的救星”。
它更让我可以，名正言顺地，去要求获得更大的政府权力，去“计划”经济，去“重新分配”财富。
于是，在1932年的那场大选中，我，富兰克林·罗斯福，上演了一出最精彩的“政治精分秀”。
我对匹兹堡的企业家们，信誓旦旦地承诺，我要“削减25%的政府开支”，我要“平衡预算”，我要做一个比胡佛更“节俭”的总统。
我把民主党的政纲，说成是“我与美国纳税人达成的神圣公约”。
但转过身，我对亚特兰大的农民和工人们，又换了一副面孔。
我告诉他们，“消费者的购买力被遗忘了”，我们需要一个“更公平的国民收入分配系统”，我们需要“大胆的困难救济措施”。
你们说，我精神分裂吗？
不，我清醒得很。
我只是比你们，更懂得一个最朴素的政治真理：对付不同的人，就要说不同的话。对付笨蛋选民，你不能讲真话，你要讲他们想听的话。
胡佛那个可怜虫，还在那里，像个老学究一样，苦口婆心地，分析我计划中的“逻辑矛盾”。
他说，我不可能，既扩大开支，又平衡预算。
他说得对不对？当然对。
但有用吗？一点用都没有！
因为，老百姓，已经被他和他那个“有为政府”搞出来的烂摊子，给折磨得快要疯了。他们不需要“逻辑”，他们需要“希望”。
而我，就是那个贩卖希望的天才。
于是，我赢了。以压倒性的优势。
我坐着轮椅，进入了白宫。
我的时代，开始了。
我一上台，就把我在匹兹堡的那些“公约”，忘得一干二净。
我告诉美国人民：“我们唯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然后，我请求国会，赋予我“与紧急事变作斗争的、广泛的行政权力”。
这“广泛的权力”，很快，就变成了三个，你们后来都耳熟能详的，由字母组成的“怪物”——NRA、AAA、WPA。
这，就是我“新政”的“三驾马车”。
也是我，用来“改造”美国，并最终，把它绑上我的战车的，三把“手术刀”。
第一刀，我挥向了工业。
我搞出了那个《国家工业复兴法案》（NRA）。
我告诉你们，这个法案，它的本质，就是一个“政府强制的、全国性的大卡特尔”。
我把所有行业的企业家，都召集到华盛顿来。
我跟他们说：“弟兄们，别再打了。你们那种‘残酷’的竞争，把价格都打低了，工资也发不高，对大家都没好处。从今天起，我们‘合作’。你们坐下来，自己商量，定一个‘公平’的价格，一个‘合理’的工资。然后，我们用政府的法律，来保证，所有人都必须遵守。谁敢降价，谁敢不按规矩来，我，就让警察，把他抓起来！”
这听起来，是不是像黑手党的“堂口大会”？
没错，就是这样。
那些大企业的老板们，高兴坏了。这不就是反内卷么，他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干掉那些，总是用“低价”来抢他们生意的，“讨厌的”小企业了。
那个被他们称为“公平竞争”的守则，实际上，就是一部“消灭竞争”的守则。
于是，整个美国，上演了一幕幕荒诞的悲剧。
一个叫雅各布·马吉德的，熨了22年裤子的老师傅，就因为他每条裤子，比“行业规定”，少收了5美分，他，就被送进了监狱。
一个叫弗雷德·帕金斯的小电池厂老板，就因为他付不起那个由大企业定下的“最低工资”，他，也被送进了监狱。
而亨利·福特，那个曾经用“低价”，让汽车走进千家万户的英雄，他，因为拒绝签署那个“汽车行业守则”，而被我，罗斯福，亲自下令，剥夺了所有和政府做生意的资格。
我，用《国家工业复兴法案》，成功地，扼杀了美国工业的创新活力，保护了落后，惩罚了效率。
我，以“复兴”之名，行“停滞”之实。
直到两年后，最高法院那九个“老顽固”，宣布它违宪，这场闹剧，才算收场。
第二刀，我挥向了农业。
我搞出了那个《农业调整法案》（AAA）。
我的逻辑，同样简单粗暴。
农产品太多，价格太低？好办！
我，花钱，让你们别种了！
我，用法律，把价格给我抬上去！
于是，更荒诞的景象，出现了。
一边，是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在排队领救济面包，在饿着肚子。
另一边，是我的农业部，在组织人手，系统性地，销毁食物。
600万头猪，被宰杀了。
无数的牛奶，被倒进了河里。
成千上万亩的棉花地，被荒废了。
供给减少了，价格上升了。
美国人呢，一边在挨饿，一边还要花更高的价钱，去购买更少的食物和衣服。
而农民们呢？他们拿了我的补贴，把最差的地给休耕了，然后，用补贴的钱，去买更多的化肥，在最好的地上，拼命地生产。
结果，就是“过剩”的问题，一点没解决。
而我，罗斯福，则收获了，一个庞大的、忠心耿耿的“农业部”官僚体系，和千百万农民的选票。
你们说，这笔买卖，我亏了吗？
第三刀，我挥向了“失业”。
我成立了公共事业振兴署（WPA），我要用“政府项目”，来为失业者，创造“工作”。
这个想法，听起来，最高尚，也最无懈可击，对不对？
但经济学家亨利·黑兹利特那个讨厌鬼，早就指出了这里的“骗局”。
他说，你们，只看到了那些，被政府雇佣去修桥、铺路的人。
政府花的每一分钱，都是从纳税人那里，拿来的。
它用1000万美元，建了一座桥，创造了100个“公共”岗位。
但同时，它也摧毁了，那个本来可以，用这1000万美元，去建一个工厂、开一家餐厅，从而创造出的，100个，甚至更多的“私人”岗位。
这，不是创造就业。
这，他妈的，只是就业的转移。
而且，是从一个高效的、能真正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领域，转移到了一个低效的、由政治逻辑所决定的领域。
于是，我们看到了，大量的WPA项目，变成了“我们到处闲逛”的“没事找事”。
我的人，甚至派了7000名工人，去编写“美国的旅游手册”，派了七个男人，坐着汽车，去“数毛毛虫”。
这，就是我为你们提供的“工作”和“尊严”。
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为自己，提供的选票。
现在，我，已经向你们，坦白了我“新政”前半段的，“光辉”历程。
我，用《国家工业-复兴法案》，扼杀了工业。
我，用《农业调整法案》，糟蹋了农业。
我，用“公共工程”，摧毁了就业。
我，以“拯救美国”为名，实际上，却系统性地，延长和加深了这场大萧条。
你们可能会问，我，罗斯福，难道真的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蛋”吗？
不。
我再强调一遍，我，只是在经济上，一窍不通。
但在政治上，我，是个天才。
我做的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最根本，也最清晰的目的。
这个目的，不是为了“经济复苏”。
这个目的，是为了权力。
我，需要把所有这些，分散的、失控的、自由的经济力量，都纳入到政府的、也就是我自己的，控制之下。
但是，要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光靠这“三驾马-车”，还远远不够。
我，还需要更强大的，更隐蔽的，能直接插入到每个美国人生活中的“武器”。
我，需要学会，如何利用“税收”，如何利用“联邦资助”，如何利用“法律”，去精准地，奖励我的朋友，惩罚我的敌人。
我听到了，你们在底下窃窃私语：“这个罗斯福，既然这么无能，把经济搞得这么糟，失业率比胡佛那个倒霉蛋在位时还高，那他为什么，还能一次又一次地，赢得选举？而且，还赢得那么漂亮，那么有压倒性？美国人民，难道都瞎了眼吗？”
问得好！这个问题，问到了点子上。
这，恰恰证明了，我，罗斯福，真正的“天才”，到底在哪里。
我再强调一遍，我的天才，不在于“治理经济”。
我的天才，在于“操纵权力”。
今天，我就要给你们，上一堂最高级的“政治厚黑学”课。
我将亲自，为你们揭秘，我用来巩固我的王座，建立我那史无前例的“罗斯福王朝”的，两大“秘密武器”。
这两个武器，一个在明，一个在暗。一个像“胡萝卜”，一个像“大棒”。
它们，才是我“新政”真正的精华，也是我留给你们这个时代，最深远、最毒辣的“政治遗产”。
你们竖起耳朵，听好了。这可是连我那些最亲密的战友，都只敢在日记里偷偷写的“宫廷秘闻”。
我们先来说那根巨大的“胡萝卜”——联邦资助。
在我上台之前，你们美国，还勉强算是个“联邦”。
州和地方，还有点自己的骨气。老百姓有了困难，主要是靠自己，靠教会，靠社区里的私人慈善。
政府，特别是联邦政府，是不怎么管这些“闲事”的。你们的宪法，本来就是这么设计的。
但是，大萧条，给了我一个天赐良机。
当千百万人失业，当地方的财政都快破产时，我，罗斯福，就可以扮演“救世主”了。
我告诉你们：“别怕，有困难，找中央。华盛顿，有钱！”
于是，我成立了联邦紧急救济署，成立了公共事业振兴署……我把联邦政府，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提款机”。
这个“提款机”，它的魔力，在哪里？
不在于它真的解决了多少失业。我们已经知道，它创造一个“公共”岗位的同时，就摧毁了一个“私人”岗位。
它的真正魔力，在于，这台“提款机”的“开关”，掌握在“我”的手里！
哪个州，能拿到更多的救济款？
哪个城市，能上马一个耗资巨大的“公共工程”？
哪个选区，能得到更多的“工作岗位”？
所有这一切，都由我，罗斯福，和我的团队，来“精准地、有目的地”分配。
这，就变成了一场，我稳赚不赔的“政治大生意”。
福尔索姆那个讨厌鬼，把我的账本，翻了个底朝天。他用冰冷的数据，向你们揭示了这场“生意”的运作模式。
第一步：精准定位“客户”。
我的军师，那个叫赫尔嘉的民意调查专家，他会像一个最精明的“市场总监”，把全国，划分为不同的“销售区域”。
那些南方的“铁杆深蓝州”？他们反正都会投我的票，不用在他们身上浪费太多“预算”。
那些共和党的“铁杆红州”？我再怎么花钱，也拉不过来，也算了。
所有的“营销费用”，都要集中火力，砸向那些选情胶着的“摇摆州”、“关键选区”！
第二步：在选举前，进行“集中促销”。
我的邮政总局局长，那个叫法利的政治操盘手，他，就是我的“圣诞老人”。
他会算好时间，在每一次中期选举或大选前夕，把成千上万张，写着“联邦拨款”的支票，像雪片一样，空投到那些“关键客户”的家门口。
第三步：让“地方销售代表”，拿着“业绩”去邀功。
当地的民主党候选人，会拿着一张长长的清单，跑到选民面前，大声地炫耀：
“乡亲们，看呐！是我，从罗斯福总统那里，为你们，争取来了这座大桥！争取来了这家医院！争取来了这几万个工作岗位！”
“你们，难道不应该，用你们的选票，来回报我，和我们这位伟大的总统吗？”
这场“精准营销”的效果，如何？
好得，不能再好了！
在缅因州，一个传统的共和党地盘。我的人，用联邦的钱，在那里修海堤、建网球场、发鱼罐头。结果，州长选举，民主党大胜。
在宾夕法尼亚州，这个1932年还投了胡佛票的“摇摆州”。我在1936年大选前，把那里的WPA拨款，疯狂地，增加了3663%！结果，我轻松拿下。
看看那些大城市，那些民主党大佬们控制的“票仓”。芝加哥的埃德·凯利，泽西城的弗兰克·黑格……我把钱给他们，他们，把选票给我。童叟无欺，合作愉快。
你们那些历史学家，总是在那里，煞有介事地，分析我的“个人魅力”，我的“炉边谈话”，我的“乐观精神”……
我告诉你们，那些，都是锦上添花的“调味品”。
真正让我，在经济一塌糊涂的情况下，还能赢得史无前例的选举胜利的，那唯一的“硬通货”，就是那些，印着美国财政部字样的，白花花的银子！
这个“资助政治”，它，不仅仅是“贿选”。
它，从根本上，败坏了整个美国的政治品格。
它，让州长和市长们，不再需要对本地的选民和经济负责。他们的工作，变成了去华盛顿“跑关系”、“要项目”的“乞丐”。
它，让国会议员们，也变成了我的“提线木偶”。谁听话，谁的选区，就有糖吃。谁不听话，谁，就等着被我“清洗”。
它，更让你们这些普通选民，也习惯了，把政府，当成一个可以予取予求的“圣诞老人”。你们不再关心“原则”，只关心“福利”。
我，罗斯福，成功地，把一个本来还算有点“联邦”样子的美国，变成了一个，由我这个“总统”所支配的，高度集权的、利益分赃的“大帝国”。
这，才是我“新政”，最伟大的成就。
好了，说完了“胡萝卜”，我们再来说说那根，更令人胆寒的“大棒”。
这根“大棒”，就是美国国税局（IRS）。
我，富兰克林·罗斯福，可能是第一个，如此大规模地、系统性地，把“查税”，变成一种政治清洗工具的美国总统。
我，把它，变成了我的私人东厂。
我的逻辑，同样简单粗暴：
任何一个，敢于公开挑战我权力的人，我，就要让他，在“税”上，付出代价。
福尔索姆那个不怕死的家伙，把我的这些“光辉事迹”，都给挖了出来。
我，干掉了休伊·朗。
那个路易斯安那州的“鱼王”，那个极具煽动性的民粹领袖。
他在全国搞的那个“分享我们的财富”运动，对我1936年的连任，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我先是切断他的联邦资助，但他不在乎。
于是，我，亲自下令，让我的财政部长摩根索，去启动对他的“税务调查”。
我告诉摩根索的下属：“把你所有的特工，都派到路易斯安那去！
最终，在我强大的“税务攻势”下，朗的整个政治集团，土崩瓦解。
我，整了媒体大亨。、
威廉·赫斯特，莫·安南伯格……这些报业巨头，他们的报纸，天天骂我的“新政”。
怎么办？查税！
赫斯特，账目干净，算他走运。
安南伯格，那个《费城问询报》的老板，一个在财务上粗心大意的“暴发户”，就没那么幸运了。
我亲自对摩根索说：“我想吃了安南伯格。”
摩根索回答：“你可以随便处置他。”
最终，安南伯格，以“逃税”的罪名，锒铛入狱。而他的报纸，也从此，对我，恭敬了许多。
我，向整个“富人阶级”，宣战。
我，把最高的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提高到了79%！后来，甚至一度想提到99.5%！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是因为我真的相信，这能增加财政收入吗？连我那个年代的梅隆，都知道，“高税率”不等于“高税收”。
不。
我这么做，有更深的政治目的。
我，要制造一种“阶级对立”。
我，要把自己，塑造成“人民的代表”，去对抗那些“自私贪婪”的“经济保皇党”。
我，要让所有的富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我要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
我公开地宣称：“他们，都一致地，仇恨我。而我，欢迎他们的仇恨！”
你们说，我这话说得，是不是很有气魄？很有“领袖范儿”？
一个“选择性”的“正义”
当然，我这根“大棒”，也不是见谁都打。
它，是“选择性”的。
对于那些，对我忠心耿耿，能为我带来选票的“政治盟友”，即使他们腐败透顶，我，也会动用我的权力，去保护他们。
那个新泽西州的“土皇帝”弗兰克·黑格，他把联邦的救济款，当成自己的私人金库，用它来建立自己的“政治王国”。
我的手下，掌握了他大量的腐败证据。但当我需要他在新泽西州，为我赢下关键的选票时，我对司法部长说：“忘掉这事。我们需要黑格。”
那个德克萨斯州的“小跟班”林登·约翰逊，当他和他的金主，因为严重的税务问题，
即将被国税局起诉时，是我，一个电话，就让所有的调查，都烟消云散。
我，用我的行动，向所有的政治玩家，都传递了一个最清晰的信号：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法律，在我的手里，不再是衡量“对错”的标尺。
它，只是衡量“忠诚”与“背叛”的，一把可以随意伸缩的“戒尺”。
到了我的第二个任期，在193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大胜之后，我，富兰克林·罗斯福，感觉自己，已经登上了权力的顶峰。
我觉得，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了。
国会里，全是我的“自己人”。
媒体，大部分，都被我的“个人魅力”所征服。
人民，则被我的“联邦资助”，喂养得服服帖帖。
但是，还有一个地方，还有一个“老古董”，敢于挑战我的权威。
那就是，最高法院。
那九个穿着黑袍子的“老顽固”，他们居然，敢一而再，再而三地，宣布我那些心爱的“新政”法案，是**“违宪”**的。
这，我怎么能容忍？
于是，在1937年，我，发动了一场我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场“豪赌”。
我，要“改组最高法院”。
我，向国会，提出了一个计划。
它的核心内容，就是，只要最高法院里，有大法官，年满70岁还不退休，我，就有权再任命一个新的、年轻的、当然是“听话”的，大法官进去。
我的目的，赤裸裸，就是要往最高法院里，“掺沙子”，安插我自己的“人”，去控制它。
但是，我能这么说吗？
当然不能。
我，又一次，发挥了我的“语言天才”。
我告诉美国人民，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提高司法效率”。
因为那些老家伙们，年纪大了，断案太慢，我这是在为他们“减负”。
这个谎言，是如此的拙劣，以至于，连我身边最亲密的盟友，都看不下去了。
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在撒谎。
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想干什么。
我，是想把美国建国先贤们，精心设计的“三权分立”的制衡体系，给彻底地，踩在脚下。
我，是想成为一个，集行政、立法、司法大权于一身的，“没有皇冠的皇帝”。
这场“法院战争”，最终，我输了。
在全国舆论，甚至是我自己党内，巨大的反对声浪之下，我的计划，失败了。
这，是我登上权力顶峰之后，遭遇的第一次，也是最惨痛的一次“滑铁卢”。
它，也标志着，我那个看似不可战胜的“罗斯福神话”，开始出现了第一道，深刻的裂痕。
好了，我，富兰克林·罗斯福，这场漫长的“死后自白”，终于要结束了。
我，已经向你们，坦白了我这一生的“功过是非”。
我，承认，我是一个坚毅的、乐观的、永不言败的“斗士”。我战胜了小儿麻痹症，也战胜了无数的政治对手。
我，也承认，我是一个充满了“同情心”的“道德家”。我，真心诚意地，想为那些在苦难中挣扎的“被遗忘的人”，做点什么。
但是，我，也同样，必须向你们坦白：
我，是一个对经济规律，毫无敬畏的“无知者”。
我的“新政”，非但没有拯救美国，反而，让那场本可以更快结束的萧条，变得旷日持久。
我，是一个对个人品格，毫不在意的“机会主义者”。
为了达成我的政治目的，谎言、欺骗、背叛，都是我可以随意使用的工具。
我，更是一个对“权力”，有着无尽贪婪的“魔戒者”。
我用“联邦资助”收买人心，我用“国税局”迫害异己，我甚至，妄图去控制独立的司法。
我，以“人民的名义”，最终，却大大地，削弱了人民的自由，败坏了国家的品格。
那么，为什么，你们这些后世的历史学家，还总是把我，和华盛顿、林肯并列，称我为“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呢？
福尔索姆那个家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根源。
因为，你们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和我一样，都是“进步主义历史观”的信徒。
我的“新政”，为你们今天这个，无处不在的“福利国家”和“管制国家”，奠定了所有的基础。
我，永久性地，改变了你们的国家。
所以，你们，必须把我，塑造成一个“神”。
因为，否定我，就等于，否定你们自己，所信奉的那个，最根本的“政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