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全世界的劳动者，都非常支持出台立法命令、或者通过工会暴力的方式减少工作时间呢？我们先试想一种情形：假如一个人自我雇佣，他自己会在劳动带来的物质产品实现的满足，与休闲带来的满足之间进行权衡，按照自己的主观偏好来安排工作时间和休闲。只要劳动带来的金钱满足超过劳动负效用，他甚至会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地工作，以满足消费者需求。广大私营经济从业者、农民、劳务市场上的劳工、律师、家政人员等等，都是“自我雇佣者”，他们天天盼的就是活儿多，从来没有法定假日、5天8小时这个概念。这时候如果对他们“反内卷”，说你一周只准工作4天，一天只准工作7小时，那就是限制他生产，不准他多赚钱，他断然不会答应。但是一到了雇佣契约关系中，情况就立即发生了逆转，受雇佣的劳动者就希望工作时间越短越好；如果企业要求的工作时间长，就希望“大救星”出台法令强制要求减少工作时间。劳动者认为，资本家的利润，来自于对劳动者的剥削，超过一定时长的工作时间创造的价值，都是给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根本就不属于自己，那为什么要增加工时呢？所以一定要抗争，要强制命令提高工资、减少工时；要工会团结一致，向“每一个毛孔里都沾满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资本家开战；甚至要占领工厂、占有全部劳动产品，因为“游手好闲剥削成性”的资本家根本没有创造任何价值，一切价值都是劳动创造的；而资本家之所以能剥削劳动者，是因为他们占有和支配了生产资料。那么，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消灭私有财产，一个物质极大丰裕、无产阶级当家做主的人间天堂就会由此建成。以上学说，全世界人民都很熟悉，就像肌肉记忆一样真正“入脑入心”了。劳动价值论，以及由此推导出来的剩余价值理论、剥削理论占据了全世界劳动者的头脑。劳动价值论并不是老马的发明，而是来源于古典经济学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他们从自经院学派以来的“主观价值论”大大倒退了一步，没有认识到价值来源于人的主观评价，而认为劳动是决定价值的唯一因素，并且试图为价值寻找一个可以计量的客观标准。伟大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在他的名著《资本实证论》（注：这个书名翻译有误，应为“资本正面论”较为贴切）中讽刺劳动价值论：如果这种理论成立，那么一个徒手捕捉蝴蝶的人创造的价值，要比用箭矢射杀一头鹿的人创造的价值大得多。同理，一颗被捡到的钻石，相比于使用机器设备开采的钻石，价值就可以忽略不计。一个用勺子挖运河的劳动者，取得的工资应当比用机械挖运河的人要高得多。雇佣1万人在沙漠里建楼又炸掉，创造的价值跟1万人在上海市中心建楼价值一样高。一个拙劣的手抄员用1个月时间抄写了一本书，价值应当是打印机1天印出来一本书的30倍。这显然是不真实的，完全错误的。价值来自于行动人的主观评价，与付出了多少劳动时间根本没有直接关系。任何人，花100块钱买一件衣服的时候，他关心的是，这100块钱的边际效用与这件衣服的边际效用的比较，在他的个人价值表上，一件衣服的价值排序高于100块钱，交换才会发生。同时，这100块钱既可以用来买衣服，也可以用来买二斤牛肉，而他又把衣服的价值排在了牛肉之上，于是他舍弃了买牛肉，选择了买衣服。所以，作为一个消费者，他关心的是边际效用和机会成本，根本不会关心这件衣服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者耗费了多少劳动、付出了多少成本。有些劳动，非但不会创造价值，反而会毁灭价值。例如在产业政策支持下的“产能过程”，信贷扩张下的盲目扩张，哪怕你付出了多少劳动，消费者都认为那是一堆垃圾，因此那就是错误的生产，是“生产者的一桩愚行”，它在毁灭资本。消费者并不是什么“需求不足”、不敢和不愿花钱消费，而是他们要把有限的货币花在更加迫切的需求上，他们不愿意为定价过高的产品支付代价，更不愿意把钱花在这些垃圾上。但是，老马从劳动价值论中发现了阶级斗争和“历史必然规律”的金钥匙。他处理劳动价值论这个棘手问题的方式是，发明了一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即“在正常的生产条件下，使用当时平均技能水平和流行的劳动强度生产一个物品所需要的时间。”
这马上又引出了一个问题：劳动是“异质”的存在，如何将社会经济中如天文数量的不同质量、不同技能的劳动合并为一种均质的劳动，并抽象出、平均出所谓“必要劳动时间”呢？一个软件工程师和一个修鞋的，你到底怎样计算和平均他们的“必要劳动时间”，如何赋予权重，并计算他们创造的价值呢？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它只能通过边际效用理论才能得到圆满的解答。但是面对现实、诚实地对待理论、追求逻辑一致是老马非常稀缺的品质。他就认定一条：资本家的利润，只能从剥削劳动者中得来。这个剥削的数额，是超过维持劳动者基本生存需要的工资以上的部分，也就是剩余价值。资本家总是会将给工人的工资固定在维持基本生存手段的水平上。这就是所谓——工资铁律，也不是老马的发明，其理论基础来自于马尔萨斯。提出这个名词的，是德国的社主义理论家费迪南·拉萨尔，其原文叫“无耻的工资法则”，或者按照原意，应当叫“工资铜律”。老马并不喜欢拉萨尔，因为拉萨尔是他理论上的强大竞争对手，而且在当时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他。然而他又强烈地支持这个概念的使用，因为这是劳动价值论和剥削理论的基石，对于他的整个体系都至关重要。只有认定资本家付给劳动者的只是生产和维持劳动者生存的“成本”，剥削理论才能成立，进而，劳动者将始终处在一种“饥饿底线”的水平，日益贫困化，陷入赤贫之中，从而导致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实现人类社会的最终目标。资本主义让工人生活水平提升到了空前的水准，劳工阶层现在的生活状况远超古代帝王，绝对不是维持生存的最低水平，这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就连老马自己也承认，资本主义在创造物质财富上是绝对高效的。他赞扬资本主义取得的成就：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都卷入文明的漩涡里了，它创立了规模巨大的城市，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资产阶级争得自己阶级统治地位不到一百年，它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
他在职业生涯的中间阶段，甚至支持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认为那些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和工会运动，都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在这里，他是逻辑一致的。因为既然“共”取代“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那么你做什么事都是无关紧要的，而任何对这一过程的干预都是在违逆历史规律，反而减缓了向理想中的社会进步的速度。但最关键的问题还不是历史经验证据，而是存在一个绝对的内在逻辑矛盾：既然是工资“铁律”，资本家要从劳动者身上不断榨取剩余价值，直到劳动者只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那么，如果工资高于生存水平，资本家应当将这些剩余价值榨取。假如工资高于维持基本生存的水平了，就说明并没有“工资铁律”；而如果高于生存水平，资本家又为什么不去榨取呢？注意：这是“铁律”！跟资本家是否仁慈没有关系。那么如果劳动者取得的工资高于生存水平工资，说明资本家并没有榨取， 剩余价值学说又自相矛盾了。而由于利润完全是从剥削劳动中产生的，那么逻辑推导的必然结果是：利润率在高度资本密集化的行业，必然要比在劳动密集型的行业更低。但是，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这并不是真的，资本密集型的行业显然利润率更高。而且，市场有一种趋势，在所有产业部门中，有将利润率拉平的趋势。这个自相矛盾就也很难解决了：既然利润从压榨劳动者中得到，那么应该是，雇佣越多的劳动者（劳动密集型），利润就越高；与资本家投入多少资本是无关的，资本已经是“凝结的劳动”，根本无法提供利润。甚至，按照老马的理论，资本越多，利润就越低。然而明显地，投入更多资本，利润却高了，而且利润率不断地在行业之间均等化了，那么说明资本也在创造价值，这不是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吗？不是在说资本家也在创造价值，并没有剥削劳动者吗？另外，如果积累资本并不能增加利润，甚至积累多了利润反而下降，那资本家为什么又要不断地积累资本呢？不可抗拒的、非理性的冲动和本能促使他们这样做。积累啊积累，这就是摩西和他的先知们。储蓄啊储蓄，把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转化为资本。为了积累而积累，为了生产而生产……这个规律使资本永无宁日，并且不断在在其而变窃窃私语：继续、继续！
罗斯巴德精准地引用亚历山大·格雷的话，作为对这种漏洞百出的学说的总结：也许整个世界和大多数批评家所犯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没有完全地将老马视为一位预言家，一位凌驾于逻辑之上的、采用绝对密码式的、不可理解的词语表达的人，对于这些词语表达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其所偏好的方式来解释。
对啊，人家是个算命的，或者教主，你们这些奥地利经济学家，却总要跟他较真讲逻辑、讲理论。心理根源
任何理论，都必须接受理性的检验。一种影响力如此巨大，几乎俘获全球所有人头脑的理论，我们不能简单地宣称它是胡言乱语，而放弃严肃的逻辑论证，应当从经济学的根基上证明其错误之处，才能像庞巴维克那样“清理经济学的黑板”。它之所以能在全球产生重大影响力，是因为它抓住了人们的隐秘心理，那就是嫉妒和逃避。
在数千年的人类等级社会里，出身、血统、种姓、种族成为决定每个人一生境遇的基础，一部分人有权决定另一部分人的命运，有权依靠掠夺他人过上寄生性的生活。那些身份低贱的人，从他出生起，一生的职业和生存状况就已经“命中注定”。被困在身份的牢笼中，一个人可以将自己的贫穷和不幸归结为无法逾越的阶层等级。这就是斯宾塞所说的“军事型社会”，或者叫霸权性社会，梅因所说的“身份型社会”。但是到了“工业社会”、市场社会、契约型社会，人们通过理性放弃了寄生性生活方式而步入文明，它消灭了身份和等级的不平等，市场经济为每个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人们可以基于自己的能力自由选择职业，基于服务消费者的本领从穷变富，每个人都再也无法将自己的窘迫处境归结为身份等级，他必须从自身找原因，正视人与人之间天然的差异，正视自己存在的能力不足。贫富差距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只有在计划社会，才会出现一部分动物比另一部分动物更平等，绝大部分人都穷得一样平等、死的一样平等。但是让人们正视自己，本身就是困难的，正视别人更困难。而基于“七宗罪”之首——嫉妒，那些处境不佳的人，会把矛头指向资本家，他们的富裕不是因为能力，而是因为坑蒙拐骗和剥削压榨，而我的不幸，不是因为自己没本事，而是因为我道德高尚和资本家的压榨，由此逃避自身的责任。这种心理是计划经济的强大诱因，人们不愿意承认自己不行，也不会承认自己的嫉妒心和逃避心理，更不会承认自己想要劫掠他人的财富，而是会将其上升为一套反资本主义的哲学，掩盖自己的真实动机。知识分子就在这个时候找到了用武之地，他们比劳动阶层更有嫉妒心，希望得到税金的豢养，希望发挥影响力，甚至希望直接掌控权力，建设一个他们这样的“哲学王”治理的社会。他们从资本主义初期的“血汗工厂”中找到了素材，控诉资本主义血淋淋的罪恶，迅速契合了广大劳动阶层的心理，由此成长为一股毁灭性的力量。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如果不是那些血汗工厂，那些在工业革命初期过剩的劳动力，就只剩下饿死一条路。是工厂拯救了他们，他们去工厂本身，就证明了这是一种处境的改善，否则他们就不去。老马就是这样横空出世的，但他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他只是十分普信地、斩钉截铁地、假装系统化地论述了这个理论，并且按照“多元逻辑论”，将所有反对他的理论的人归结为反动资产阶级，由此逃脱理论的责难。他在这个时候忘记了，他本人并不是无产阶级的一员，他是一名富裕律师之子；他与普鲁士地主的女儿结婚；而他的小舅子是普鲁士的警察局长。而他的同伴老恩，也不是无产阶级，他是工厂主的儿子，本人也是工厂主，给了老马无数的资助。
不知何故地，他们二人就在资产阶级的身份下，却具有了无产阶级的心灵和逻辑。对于劳动价值论，工资铁律以及它与利润均等化的内在逻辑矛盾，我们在前文进行了逻辑反驳，这里还需要补充两点：1、劳动力，是唯一无法被资本化的生产要素，它无法像土地和资本品一样，根据未来租金的折现而被“买断”。其原因很简单，人有自由意志，拥有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人无法自愿为奴。重要和根本的是，按照金塞拉，有没有自由意志，其实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当一个自愿为奴的人反悔，按照自由社会的伦理，奴隶主无法对他实施正当的强制，因为自愿为奴的人并没有强制奴隶主。人们并没有对自己劳动的“所有权”，出售并不意味着所有。劳动者并没有出售自己的劳动，而是在出售自己一定时间内的劳动产品。这里面只发生了一次所有权的转让，那就是雇主向劳动者转让了一笔金钱，条件是，劳动者必须按照约定提供劳动产品。劳动价值论，即便我们认为它对其他商品都是正确的，也永远不能适用于劳动这一商品。因为这将意味着工人像机器一样，是根据合理的成本计算生产出来的。由于他们不是这样生产出来的，人们毫无根据来假定劳动力的价值将和“生产”它时所使用的工时成比例。
劳动力的价值，并不是企业家单方面决定的，而是市场交换供求关系决定的。很明显的道理是，劳动是任何生产都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资本家要想赚钱，就必须雇佣劳动者。一个地方资本越多，兴办的企业越多，就越会竞争劳动者，由此推高劳动者的工资率。反之，资本少、企业少，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那么工资率就降低。一种要素的价格——对于劳动力来说就是工资——高度，最后决定于买卖的时候对于该劳动所将生产的产品的预期价格。由此，我们可以精准的表述为：劳动者的工资率，是由其边际效用，即能够创造的边际价值产品折现（DMVP）决定的。手段从目的中获得价值，生产要素从对消费财货的贡献中获得价值，所以一个劳动者的工资到底有多高，从最终意义上说，是消费者决定的。之所以要“折现”，是因为生产总是时间经过中的行为，现在财货的价值高于未来财货，因此未来财货要对现在财货要打折扣，这就是利息。企业家组织生产，要用储蓄购买土地、资本品和劳动力，假定生产期间是一年，市场利率为5%，他多雇佣一个劳动者，一年后生产的产品能够为他多带来10000元的收入，那么，当下他为这个劳动者支付的工资就是9500元。
假定他预测准确了，即产品投放市场后，消费者的确愿意付费10000元，那么他就赚得了5%的利息；假定他预测错误，消费者付费达不到10000元的高度，那么他就遭受亏损。如果消费者竞相购买，推高了价格，愿意支付超过10000元，那么资本家就赚取了利润。企业家不能多付，因为多付他就会亏损和破产，所有劳动者都会失业；也不能少付，因为少付劳动者就会跳槽，就是给他的竞争对手打败他的机会。劳动者的工资率，总是等于他能够创造的未来产品的价格的折现。把问题扩展开来，企业家投入100万元购买各类要素，利率不变，如果一年后的收入达不到105万元，那他就不会去投资。换句话说，如果预期商品价格不变，现在投入超过100万元，那么他就亏损了。这个亏损，不是财务会计账簿上的盈亏概念，而是资本会计经济计算的概念。决定土地、资本品和劳动的价格的法则一体适用，他们都取决于其边际效用法则。并没有古典经济学家土地、资本、劳动力价值决定的“三分法”。哪种要素创造的边际价值产品越多，那种要素的价值就越高。它们都（最终意义上）从消费者的支付中获得了价值。正是企业家有目的地将土地、资本品和劳动相结合，经过时间，生产出了商品。资本和劳动彼此相互需要，劳动并不是唯一的生产要素。那么当然不能把商品的价值全都归于劳动。由此，劳动者不能宣称价值都是自己创造的，更没有任何理由说“工人有权取得劳动的全部产品”。劳动者应当获得的产品，企业家已经以现金工资的形式，在产品尚未生产出来以前，就提前支付给了他。这并没有剥削，反倒是，在此之外要求更多，甚至要取得未来的全部产品，才是对资本家的剥削。
正由于提前支付，现在财货的价值高于未来财货，因此才会有折扣，即利息。利息是不会消失的，否则人类就不消费，直接灭亡。利息收入并不是源自于具体的、异质的资本财，而是来源于资本家对时间的一般投资——劳动者时间偏好更高，想要现在财货，即现金，满足当下；而资本家时间偏好更低，想要未来财货，实现未来的更大满足。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就是“资本家-企业家”，即预测未来，投入资本冒险，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人。如果不投入自己的资本，那就不是企业家，而是经理人。总是资本家在发现市场中的不均衡现象，发现生产要素资本化不足或者折现过度，启动投资，购买要素，雇佣劳动力组织生产，将经济不断拉向均衡方向，使各种要素被配置到最能满足消费者迫切需求的用途之中，发挥稀缺资源的最大效用。资本家-企业家是那个为企业的盈亏承担最终责任的人。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发起人、促进者，在市场经济中占据核心地位。如果企业家判断正确了消费者的未来需求，消费者付费超过了预期，那么他就盈利。盈利，证明他将要素配置到了正确的用途中，在满足消费者的迫切需求，消费者对他的奖掖，就是他的利润。之所以存在利润，就是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利润的最终来源，总归是企业家关于未来的远见卓识，是他们正确预测消费者未来需求的回报。因此，一个变动经济中资本家-企业家的收入，由以下四个方面组成：2、自主管理时的管理工资（根据折现边际价值产品确定）；这些收入组成，在现实中并不能明确区分，而是通过经济学推理分离出来的。如前例所述，假定一个企业家投入了100万，一年后他收入了105万，他不但没有任何利润，反而是严重亏损的，因为，他完全可以将这些钱借出去吃利息，照样可以得到105万，然后去打工赚取属于劳动者的收入，换句话说，他白打了一年工。第四，市场经济中企业家和劳动者的关系，以及，资本家能不能剥削劳动者？这一年工实际上是给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打的。因为，哪怕他一年后的收入只有80万，严重亏损，土地和劳动者的收入都已经提前支付，都将赚取“净收入”。企业家是在市场中唯一可能遭受负收入的群体。
换句话说，资本家投资最大的受益者，往往并不是自己，而是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
资本家依赖劳动者，因为没有劳动者，他就无法组织生产，获得未来产品，赚取利润。
劳动者依赖资本家，因为总是资本家通过先前的节俭和资本积累，在支付劳动者的工资。资本家偏好未来财货，劳动者急需现在财货，因此劳动者愿意以未来财货折现后换取现在财货（货币工资），而资本家则承担了这个预付的功能。正如庞巴维克一语中的：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常常带来时间上的损失，是工人对资本家依赖的唯一根源。
劳动者通过受雇于资本家，得到了现在急需的财货，不用等待漫长的生产过程，并且，无论生产能否完成，销售能否完成，劳动者都将得到工资，将未来盈亏的风险转移给了资本家-企业家，企业家才是风险的最终承担者，而不是劳动者。
这就是市场经济中资本家和劳动者的真实关系：自愿交换，合作共赢。
是企业家和企业家在竞争，劳动者和劳动者在竞争，企业家和劳动者之间，是合作关系。企业家是劳动的购买者、消费者，企业家是劳动者的客户。他们之间并没有人为划定的阶级分野，并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而是利益和谐的。把人类历史理解为斗争的历史，是从根本上误解了人类本身。
说“资本家”剥削“劳动者”，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资本家”之间，并没有共同利益，自由市场上，他们之间反倒竞争得如火如荼。要想他们成为一个整体，必须对自由市场进行干预，通过国家的专门授权才能享有这种共同的“阶级利益”。
而在干预主义之下，任何能够设法控制或者从国家那里取得特权的团体，都可能进入剥削者的行列：它可能是工人中的工会成员，也可能是企业家中的裙带关系户，还可能是控制计划机构的某个群体。没有任何理由假定只有资本家阶级能够取得这个特权。
更重要的是，自由市场上资本家不是不想剥削，而是没法剥削。
劳动者不是傻子，他并没有被戴上镣铐，并没有在集体农庄中被皮鞭抽打，他随时可以离开。只要一个资本家支付的工资低于市场工资率，那么他就会跳槽，这就相当于给了竞争对手一个战胜自己的机会。把资本家想象得那么精明，能够剥削剩余价值，却不会算这个账，这是自相矛盾的。
一个劳动者不能说自己的工资低是企业家剥削的结果，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另一家企业开出更高工资向你发出橄榄枝，你不会停留三秒。这是每一个劳动者都会做出的选择。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说明你只能创造那些边际价值产品，换句话说，市场认为你就值那些钱。
像任何商品一样，定价从来不是单方面的，而是要看买家的评价。如果你自视太高，定价过高，或者国家法令定的太高，那么必然就卖不出去了，对于劳动者来说，就是失业了。
正是企业家对利润的追求，让他们竞争劳动者，由此推高了劳动者工资率，使其总是达到市场决定的水平，远远突破了工资铁律；正是劳动者自愿选择的权利，离职自由而不是被强制奴役，让资本家没法剥削。
雇佣关系，而不是等级社会中的人身依附关系，正是自由的表征。
企业家和劳动者，自由契约，相互依存，相互成就。认为一个资本家可以任意地决定劳动力价格，进而实施剥削，是对市场的无知。价格总是交换双方合意的结果。你如何从一个自愿交换的行为中发现剥削？如果这些论证还不足以让你信服，那么我们还可以说，在市场经济中，一个劳动者只要愿意，随时随地都可以变成一个资本家。既然剩余价值无处不在，既然压榨那么容易，你可以雇佣劳动者，剥削他们试试看。制约一个劳动者成为资本家的，不是别人，而是他高企的时间偏好和对风险的规避。这正是劳动者和资本家和平合作、相互成就的理由。第五，提高劳动者工资率、增加休闲的可行途径是什么？决定工资率的根本基础是资本存量。当人均占有资本量增加，推动技术进步，劳动者使用了更加先进的技术设备，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单位时间产出更多，由此工资率增长；同时，由于产出增加，价格下降，劳动者收入的实际购买力增强，生活水平由此提升。
推动经济进步的唯一可行途径，就是提高人均占有资本量。当资本增多，资本的边际收益下降，劳动力的边际效用上升，劳动者的福利得以改善。这是一条基本的经济学原理，颠扑不破。
那么，给定资本存量和技术水平，如果减少工作时间，从而减少产出，那么除了收入降低、物价上涨，也即生活水平降低，不会有其他结果。
这告诉我们，如果劳动者想要提升工资率，提高生活水平，办法就是支持自由市场，保障财产权。只有产权有保障，人们时间偏好降低，才能不断增加资本积累，进而提升工资率。而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契约，正是维护劳资双方产权的题中之意。如果呼吁管制和干预，就是在破坏自由契约。任何对市场的干预、对契约的破坏，都是在侵犯产权本身，它将毁灭资本，降低工资率，启动社会贫困化和野蛮化的进程。
同理，要想增加休闲，同样要以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条件。
休闲是一种消费。只有在资本积累增加、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劳动边际生产率提高，才能在单位时间内创造更多物质产品，由此为更多的休闲提供基础。如果劳动生产率并未提高而增加休闲，结果就是贫穷和饿死。
所以休闲的增多，不能依靠立法，也不能依靠工人运动，而是要通过资本主义过程，也即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