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们农村人，鞭炮随便放

原创漫天雪798 漫天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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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正文：

最近这段时间，能不能放鞭炮放烟花，成了一个热门话题，许多人都是从“传统文化”等角度去主张的。反对的声音主要是，容易引发危险、火灾，造成空气和噪音污染等。

这些分析，都没有切中要害。

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主张放烟花爆竹的理据。并不是所有传统文化都要继承和发扬。衡量一种传统文化是要继承还是摒弃，要看它是否增进了人的自由。那些增进了人的自由的传统文化，就应当保留和坚持下来，反之就应该扫进历史垃圾桶。

而火灾、污染等反对的声音，同样没有什么说服力。造成危险和火灾的事情多了去了，不可能都禁止；污染与否，实际上也是个主观评判，你认为是污染，他可能还认为是一种精神享受，而且这种精神享受的价值，超过了污染给他带来的损失。

所以这个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

财产权。

我每年大年三十晚上，都会驱车回老家的老家，上坟祭祖，到了我们村子，鞭炮声能把人炸聋了；开车走在通村水泥路上，四处都在放烟花，就像看烟花表演；小朋友拿着小花炮，在家门口放，让人想起小时候到处拾有捻子的炮，在村里乱跑乱放的童年时光。

为什么农村一直能放鞭炮？

是因为农村就比城市安全隐患少？或者污染就少？当然不是。

因为农村相对于城市，财产权更明晰，较少有“公共财产”。

农村人的房子，都是独家独院的；房前屋后的土地、树木等，有流传已久的财产权边界的经验认知，猪圈、旱厕、自留坡、打谷场，都有明确的归属。

农村的“公共领域”，是很少的。祠堂是公共的，祖辈们共同出资修建；通村的小路，是公共的，历史上要么是自然形成的，要么是村里每家每户出劳力共同建成的。铺上一层水泥，并没有改变这条道路的所有权性质。家门口的小巷子，是大家共用的，默认的契约就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自己可以利用，不要影响他人通行。

其他相邻关系，例如檐水、采光、排水，也都有一套经验规则。

在农村这样的熟人社会中，哪家人做事过分了，人们在今后的交往中就会对他有看法，减少与他的交易，这对他既是经济压力，也是道德压力。这起到了强大的规范作用。有点矛盾，家族里的长者出面评理或者充当和事佬，基本都能处理好，很少求助于公权力。

公共领域少，就意味着需要统一规则规范所有人行为的事情就少。各家各户都在自己的私产范围内行事——我在我家院子或者家门口放鞭炮——外人就管不着。

农村也是社会工程师们各种人为的立法难以渗透到的地方，他们有一套大家共同遵循的自然规则，这些规则简明扼要，人人必须遵守，不遵守，会受到家族势力的管教，也会受到他人的杯葛。农村人常说，“你不要对我说得天花乱坠，我就认一条死理……”，这条死理，往往就是很简单的：你拿人家东西总是不对，你打人了就输了理了，说话要算话，啥事情总有个先来后到，等等。

这就是朴素的自然法思想，也就是他们心中的天理。有些高高在上、看似“文明”的人为立法，农村人是不认的，认为这违背天理。

当然，这同样是习俗的力量，习俗的强大，既可以对抗坏的人为立法，也可以让好的观念无法立足。这就是观念的作用。再强悍的力量，也有不为它所动的人类生存状况；在某种观念没有被普遍接受之前，变革是不会发生的。

放鞭炮就是习俗，大家都觉得这天经地义，没啥争议；搞得乌烟瘴气，大家也不以为意，家家户户都如此，你不放，倒是有点格格不入。

城市就不一样了。

在中世纪的欧洲，城市的最大特点是自治。通常是他们从国王那里取得特许状，享有自治权，市民不再受封建领主和封建法律的制约。在自治的城市里，各类市民也组建了各种自治组织，行会、社团就在这个时候兴起。

顺便说一句，大学，其实就是教师或者学生的行业联合会，universitas这个词的本意，就是行会或者社团，由于教师和学生组成的联合会最为稳定，结果到了13世纪就独享了universitas这个词，成为专用名词，这就是university一词的由来。

所以自治城市代表着文明、自由。当然，由于人群聚集，分工更精细、交换更频繁，也带来了更多的贸易机会，这意味着富足和繁荣。

但是城市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它人群成分多元，多元的人群，有多元的文化和多元的诉求，并没有像农村那样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习俗，因此许多事务就寻求于民主决策，人为立法就多起来了。而城市管理者或者统治者，为了寻求支持，就将原本的族群认同，改变为阶级认同，由此来争取更多人的支持。

这带来了社民主义的兴起，多数总是要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定，由少数人付出代价。也就是，启动了公有化的进程。

相比于农村，城市公有化的领域和地方就要多得多。广场、绿地、公园、体育场、道路、桥梁、公交、地铁、照明，无不是“公共”的。

公共的，就必然产生“公地悲剧”，谁都想用，谁都不用付出代价。它不像在私产领地，每个人根据自身偏好做出不同的决策，在公共区域，每个人都想按照自己的方式用，于是就会发生冲突。这时候，城市管理者必然出台一项统一的规则由所有人执行。这就是“一刀切”。

也就是说，只要是公共的，必然一刀切，只看从哪里切；必然造福一部分人损害另一部分人。所谓民主决策，并不能改变这一点，它最好的结果，也只能做到减少被强制的人数，而不能像私有财产那样没有强制。

即使在小区内，产权属于业主共有，但是也是共同共有，大家都有使用权。除了你家门里面的100多平米属于自己的领地，出了门的楼梯和电梯，也都是共同共有的，更不用说楼下的广场、绿化。你是不能按照你完整的私产来对待的，必须由业主共同来决定如何使用。

于是，放鞭炮这种事，由于得不到多数的支持，就一刀切地禁止了。

这就是“公共决策”永远无解的困境，它永远都会造成冲突，不论怎么决策都将伤害一部分人。而在这个问题上的多数，在另一个问题上就有可能是少数，因此最终就是人人受损。

要想让每个人自主决策，就必须减少公共领域，回归私产原则，将公共领域尽可能地接近私有化地进行管理，以及交由小区业主、而不是治理当局来决定。

许多城市人喜欢嘲笑农村人为一个界石、一棵树大打出手，他们说这是野蛮和斤斤计较。但是不要忘记：

首先，这恰恰是坚持朴素的财产权原则的寸步不让。随着经济的进步和收入的增长，这些事情也在逐渐减少。不像城市人，自己的私产随时都在受到侵犯，却懦弱地不敢吱声。

其次，城市的公共设施，无不来自税收的征收，多数人让少数人为自己支付代价，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一种披着“民主”决策外衣的“合法”的劫掠。所以到底谁更野蛮？

最后，社民主义和福利主义的各种政策措施，无不出自城市，城市人已经把这种合法劫掠当成了天经地义之事，通过立法手段拿走他人财富反倒心安理得，相比于农村的各负其责，谁更接近文明？

相比于农村，城市容纳了各种吃福利的人，各种把治理当局奉若神明的人，他们既要城市生活的便利，又期待有一个绝对安全的环境，绝对清洁的空气，既要又要之下，不断向治理当局赋权，不断侵蚀个人自由。农村人一没有这么多矫情，二没有这么幼稚的轻信，三没有无原则地宽容和法定的强制“慈善”。

自由的观念非常朴素，他们深藏于农村人的内心之中。是城市里的知识分子，掌握话语权，把一切搞得面目全非。这真是“人生而无知，然而并不愚蠢，是教育让人变得愚蠢”。

还有城里人说，农村熟人社会，唾沫星能淹死人，毫无隐私可言。可是一方面，农村熟人社会，有强大的规范作用，让自己的一举一动处于人们的眼光之中；在城市的生人社会，一切都匿名化，消解了个人责任。另一方面，农村的长舌妇，比起城里人在微博上匿名地造谣，到底谁的危害更大？

记住一条真理就够了：民主决策的事情越多，公有化的程度就越深；公有的越多，个人就越是没有自主选择权，因为这些公共领域的临时代管人——即城市管理当局的人——就会出台一条一刀切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