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缴税了，难道不能要求国家保护吗？

依照《中国居民赴委内瑞拉投资税收指南》，委内瑞拉的企业所得税实行超额累进税率，最低为15%，最高为34%。

所以，比如雪佛龙公司在委内瑞拉投资石油开发设立的企业，是不需要向美国政府纳税的。

设定全球最低所得税税率，这是美国在清理全球“税收洼地”，是集权化的表现，要消灭“地方竞争”。美国的意思是，我们必须至少剥削得一样多，谁家要是对纳税人稍微仁慈一点，都不允许，就是不公平竞争和贸易。

这也揭示了所谓“自由贸易协定”的本质。当今世界的自由贸易协定，基本上都是反自由贸易协定。因为真正的自由贸易，根本不需要协定，单方面三零，就可以立即实施，不用征求任何国家的意见。

以上是“技术贴”，其实没啥技术含量，都能理解。

最关键的问题，在上篇文章中已经说过了，我再原文引用罗斯巴德的观点予以说明：

假定一家企业赴海外投资，它便须服从投资所在国的法律，并受该国政府的保护。倘若企业要求美国政府为其海外投资提供保护，实则是要求美国政府动用强制力，让美国纳税人为一项已然受他国政府保护的私人投资承担成本。这无疑是借助国家机器，为特定利益集团的私利，侵犯广大纳税人的权益，其行为显然不具正当性。

我认为罗斯巴德已经彻底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它并不复杂，只要明白国家不生产财富，它的所有财富都来源于征敛，因此它要提供海外保护，就必然意味着对其他纳税人施加强制，就明白了。

把这条原则贯彻下去，不但美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美国政府不应当去保护，美国海外旅行者的安全、从动乱国家的撤侨行动等，也不应当由国家承担费用，他们应当自己付费。这是必然的推论。因为这都是转移支付，是对另一部分同胞的强制。

实际上，正是由于对国家的这种预期，才激励了盲目的、鲁莽的、激进的外出、投资等行为。因为当代价不由自己支付，人们的行为必然会出现这种倾向。如果一切自由化、即自负其责，那么人的行动就会趋于审慎。

这也是人们支持这种跨境保护行为、热爱国家、热爱socialism的心理根源，即可以逃避自身责任，将成本和代价社会化。

第二个问题：那照此说法，是不是在国内，我都纳税了，也不应当寻求垄断安保的保护？

还有给我留言（已被系统屏蔽）：放***狗屁！难道有人侵犯我，我都不能报警了？

不是这样的。

在国家现实存在的情况下，它自己宣称保护公民财产权不受侵犯，是它合法性的根基。那么保证国内公民和投资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就是它的职责。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和有限政府理论所支持的。

我们的主张是，最好、逻辑上的必然结果是：私产社会。在国家现实存在的条件下，国家应当尽职尽责地履行好国内保护义务。

但是我们为什么批评这种古典自由主义和有限政府理论呢？就是因为它是不现实的、自相矛盾的。

理论和现实是不可分割的。经济学的一切，都是理论的。理论的，就是现实的。那些主张理论上根本不可行的观点，才是真正的乌托邦。米塞斯说：

逻辑思考与现实生活不是两条分开的轨道，逻辑是用来克服现实问题的唯一工具，而那些矛盾的想法在现实中也会有矛盾。矛盾的想法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或者行得通的办法来解决现实抛出的问题。意识形态内部矛盾的唯一作用是隐瞒真正的问题，从而妨碍人们及时找到适当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矛盾的意识形态有时候会延缓冲突的出现，但是也肯定会加重它所遮掩的问题的严重性，使得彻底解决问题更加困难。

许多人基于社会契约论和古典自由主义的国家观，把税收想象为美好的契约化的结果。理论和经验都证明，国家在履行保护功能上，是很差劲的。一个垄断机构，必然收取越来越高的保护费，而提供越来越差的服务。因此指望国家提供保护本身就是天真的。

这并不是说你不应当寻求它的保护。你可以这样做。你已经被缴械，也不允许私人安保机构存在，面对暴力侵犯，作为接受税金资助的唯一的安保服务提供方，它当然有义务为遭受侵犯的公民提供安保服务。

在无法一步到位私有化的情况下，边际改善的办法就是，让垄断的安保机构尽可能地像私营机构一样运行。

所以这是在说，你可以寻求它的保护，它也应当救你，但是鉴于行政行为的基本逻辑和它过往的恶劣表现，你最好不要寄予什么期望。这才是一个成熟冷静的公民对垄断安保的应有态度。

除了垄断机构的服务必然质次价高之外，还有一个点，那就是，即使在美国国内，垄断暴力的保护和打击，也是高度选择性的，服从于自己的目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