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谈判，必须私下谈，不能公开谈

原创古原古老板的老巢

在泽连斯基与川普团队白宫吵架后，泽连斯基的最新表态是，他依然希望重返白宫，但希望不要公开会谈。

司机说的没有错，在上一篇文章里我说：

说实话，就是要去设计一个骗术，得去骗老百姓。

损失已经发生了，死伤几十万了，房子炸成了废墟了，工厂炸没了，两国没参战的平民，都变成穷鬼了，不管领土怎么划，没有任何具体的平民个人，得到过什么好处。

怎么交待嘛，只能骗！

三个人关在一个房间，讨论一个骗老百姓的方案，可以宣布都赢的方案，这就叫懂政治了。

今天，我就这个话题，继续写一篇，为什么政治谈判，必须是隐密的，或者用一个负面的词，为什么必须是黑箱的？

政治谈判必须躲着谁？

政治谈判，必须躲着大众。

哪怕在民主政治的理念中，政治透明度被认为是一国政治是否文明的标志，是一种政治正确，但这只是一种政治正确。

尽管透明度和公开性在民主制度中备受推崇，但政治谈判却似乎遵循着相反的逻辑——它们大多在闭门环境中进行，远离公众和媒体的直接监督。

无论是国内政党间的协商，还是国家间的外交谈判，其过程的私密性往往被视为必要条件。

不管是任何一个国家，政治后面，都有着无数的阴谋诡计或是不能让公众知道的理性原因。

每一个国家的民众，不管该国实施了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在其民间都充满着各种关于政治的阴谋论。

由希拉里·克林顿的助理担任编剧的美国电视剧纸牌屋，就进一步证实了这些阴谋论并非空穴来风。想了解美国政治，不看这部电视剧可惜了。

因为就连美国的总统都说演得太真了。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直言剧中99%的情节符合现实，仅1%的立法速度被戏剧化夸大。他甚至说，现实中通过教育法案的流程远不如剧中主角弗兰克推进得迅速‌。

但阴谋论不足以解释全部政治谈判隐秘的重要性。

更为重要的原因，我认为是以下原因。

第一、政治谈判与商业谈判有重大区别

商业谈判时，谈判人可以随意调整立场，因为不管他怎么事前说重话、说承诺，只要协议没有签署，都可以反悔，因为，后果和代价由自己承担。

但政治人物不一样。如果政治人物在谈判时，其立场被公布出去，那么，他将在谈判中失去了回旋空间。

试想一下，一国政治人物在谈判时与对手说，本国领土绝不可少一分，这一句话被公开后，他要更改立场，就将成为无比困难。

因为汹涌的民意会在这种强硬表态中激发，使得政治人物不敢更改承诺。

如果只需要放狠话，那何来政治谈判？

罗伯特·普特南提出的"两层博弈"理论进一步解释了谈判私密性的价值。

在国际谈判中，领导人不仅要面对国际谈判桌上的对手，还要应对国内政治舞台上的各方压力。私密谈判环境使领导人能够在两个层面之间灵活操作，避免因过早公开而导致谈判立场僵化。

博弈论学者霍华德·莱菲在《谈判艺术与科学》中也说，私密环境为这种坦诚创造了条件，因为谈判者不必担心外部观众的判断和压力。

在共和制时代，在大众眼里，任何谈判的让步，都会将视为一国所有民众的损失。

这时，政治往往呈现出来一个现象。

公开辩论往往导致参与者采取极端立场以迎合支持者，而私下讨论则更有利于理性妥协。

埃尔斯特将这种现象称为"公开场合的戏剧效应"，认为一定程度的私密性是实质性政治妥协的必要条件。

当谈判在聚光灯下进行时，参与者往往更关注如何在公众面前表现，而非如何解决实质问题。

以上这些谈判专家列出来的原因，都是一些现象，但也足以说明，这一次白宫吵架的基本原因了，说白了，公开会谈，只能成一场政治表演。

还记得尼克松访华么？是在国内议员、主要内阁成员、主要盟友毫不知晓的情况下进行的突文书，基辛格后来在回忆录中指出，如果这些初步接触是公开进行的，来自国内政治和国际盟友的压力可能会使谈判胎死腹中。

尼克松本人说："有些最重要的外交突破必须在私下进行，因为公开谈判会使各方陷入僵硬的公开立场，无法探索创新解决方案。"

包括现在以色列与哈马斯的谈判，外界公众也根本无从了解谈判的过程，只能看到最后的谈判协议。

甚至美国的宪法制定会议，也是严格保密的。

参与讨论者被要求，与会代表同意不对外披露讨论内容。

本杰明·富兰克林认为，这样做是必须的，公开讨论会使代表们"受制于不知情公众的批评和误解，从而无法自由改变看法或接受更好的建议"。

正是在这种私密环境中，代表们能够就联邦制度的框架达成妥协，创建了美国宪法。

哈佛大学外交学者查尔斯·库普乾说的就更加直接："谈判早期阶段的私密性至关重要，它允许领导人在不损害政治资本的情况下探索可能的解决方案。"

那何谓政治资本？

就是民意的支持度。任何一个政治人物，其公开的表态，都不能与主流民意作对，一旦主流民意对其言论反感，其政治资本都将受到极大的损失。

哪怕是皇帝也不例外。

为什么要躲着公众？

之所以要躲着公众，有两个原因，一是政治理性的需要，另一个是阴谋的需要。

先来说政治理性的需要。

经济学说，人都是理性的。这很容易产生误解，一些人说经济学前提错了，人怎么可能都是理性的。

那是因为对词汇的理解不一样。

人们平时说的理性，是指一个人做的事符合自己的所有利益，但这需要两个条件，第一，认知到长期利益是什么，第二，了解什么手段能达成长期利益。

但经济学的理性指的是：

一个人只要有目的，并运用手段去达成，这就叫理性了。

他极有可能认知不到长远利益，比如不知道喝饮料会导致糖尿病，这是认知错误，也有可能不知道运用什么手段，比如向龙王求雨。

经济学这门学科，就是讨论何种手段才能达到正确利益的手段，正是因为失去经济学的指引，人们不了解长期利益，不了解正确手段，（也就是民间用词的不理性），经济学才有存在的意义。

世界上的各国大多数民众，往往没有政治理性。

这是谈判不能公开的关键性原因之一。

布莱恩·卡普兰在《理性选民的神话》一书中详细说明了这一现象。

卡普兰认为，选民理性的假设是胡扯，他认为大多数选民在政治判断上存在系统性偏误，导致"理性非理性"的现象。

卡普兰指出："与经济市场不同，在政治市场中，个体对错误信念的坚持几乎没有任何直接成本。"

这使选民可以自由地持有符合情感满足但不符合事实的政治观点。

我们一般来说，政治决策的事，往往是关系到一国所有民众长久福祉的大事，选民为什么这时会不慎重决策？

普通人面临一个房子要不要买的决策时，他必须慎重，他手里只有一百万，房子要三百万，他要因此背上二百万的债务，后果和代价很清晰。

他会遍查这一地区的很多房子的价格，充分比较，并权衡自己有没有负债能力，最后与家人反复讨论后才做出决定。

但在民主政治中，个人的意见，在一个几千万，几亿人口进行投票的环境下，往往是微不足道的。

没有人认为，自己的这一票可以改变什么未来。

单个选票几乎不可能改变选举结果。

这时，人们就不会对选举这种事当作什么重要的事，他们更倾向于在各种政治议题上情绪化，而不是遍查各种资料，谨慎做出判断。

以我公众号的经历来说，当我讨论免费医疗话题时，没有几个人去查过欧美各国的医疗制度到底是什么？但他们却言之凿凿，就是必须要搞免费医疗。

他们对待免费医疗这种政治主张时，是无比轻率的。

反正，也是随口说说，能改变什么呢？满足自己的情绪价值，反而是更为重要的。

正是无数这种人，一起构成了情绪化的舆论，甚至选票，却可以直接改变政治。

杰弗里·弗里登和沙米尔·萨奇姆进一步发展了"理性无知"理论，认为选民对政治信息的有限关注是理性的，因为获取和处理这些信息的成本高于预期收益。

意思是，相对于在朋友圈发个言论，获得点赞，甚至心灵上的自我满足来说，选票或舆论能带来的预期收益太低了。

这种理论，不仅解释了政治谈判中，理性部分不能为民众所知晓，以防民众用情绪下的舆论逼迫政客不妥协；还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选民缺乏监督政治谈判的动力和能力，从而创造了政治人物可以追求与公众长远利益不符政策的原因。

比如，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实行了免费医疗，但这两个国家实施时，都是穷得叮当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了经济崩塌的时期，但免费医疗却在实施。

理性无知理论解释了政治谈判透明度的根本悖论：

即使谈判过程完全公开透明，大多数选民也既缺乏专业知识评估复杂议题，也缺乏利益激励投入时间来关注谈判细节。

伊利亚·索明有个调查，超过70%的美国选民不知道联邦政府的两大支出项目是什么。

即使在医疗问题，这个高度政治化的议题上，大多数选民也缺乏基本的事实知识。美国人甚至多数人不知道，医疗支出是美国联邦最大的支出项目。

但他们却可以群情激愤地去支持杀死保险公司老板的“英雄”。

哪怕这个问题在美国吵了几十年，九成以上的选民，依然对医疗问题一无所知。

卡普兰进一步说，即使信息获取成本为零，选民仍倾向于采纳情感上舒适而非事实上准确的观点。

更麻烦的是舆论。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自媒体在政治信息传播中，都扮演关键角色，

但媒体筛选机制往往强化而非纠正公众认知偏差。

媒体机构有强烈利益动机提供符合目标受众现有观点的内容，而非挑战用户的这些观点。

我之所以不把我的公号定性为追求媒体经济利益的媒体，就是因为如此。我即使要赚钱，也会卖别的，而不是卖观点。

因为当你要卖观点时，你就必须想办法迎合用户的情绪价值。

这时，你就别指望能写什么经济学文章。

卡普兰和还发现，即使面对相同信息，个体也倾向于以强化现有观点的方式解读，产生所谓的"确认偏误"。

这使政治人物有动机在公开讨论中采取迎合公众直觉但可能有害的立场，而在私密谈判中追求更理性但可能不受欢迎的解决方案。

这种媒体筛选与认知偏差的交互作用，就进一步强化了政治谈判中公开立场与私下妥协的分离。

当然民众还存在知识不足的现象，比如常见的反市场谬误。

这很正常，正确的经济学，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地都没有广泛被普及。凯恩斯依然是高校的主角。

克林顿就这么干。

在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谈判历程中，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矛盾。克林顿政府在公开场合对协定的描述与实际谈判立场完全不一样，公开表态就强调就业保护，私下谈判则更关注经济效率。

这时，克林顿在这种国际谈判中，就是既要又要，他又想满足公众保护主义情感，又想达成一个长期经济利益，毕竟，经济不好，他也坐不稳。

卡普兰在《理性选民的神话》中总结了四类主要偏差：反市场偏误、反外国偏误、就业-生产力偏误和悲观偏误。

有时间好好讲下这本书，这里就不细说了。

阴谋的需要

政治人物与普通民众之间存在系统性的时间偏好差异。

对比之下，普通民众作为社会的长期成员，客观上拥有更长的时间偏好，更关心政策的长远影响，特别是对下一代的影响。

这种时间偏好的根本错配导致政治人物在谈判中可能采取的立场与民众长远利益产生偏离。

但政治人物的时间偏好极高，他们更多的考虑是任期内，自己的政治地位问题，是否能赢得下一场选举。

但赢得下一场选举，不仅取决于他提出主张的民意欢迎度，还取决于特殊利益集团财力的支持。

曼瑟尔·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说，组织良好的特殊利益集团比分散的普通民众拥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

这一洞见对理解政治谈判中的利益偏离至关重要。

米塞斯也强调过，消费者很难形成压力集团，但行业却很容易找到利益一致的伙伴，并迅速展开政治游说。

这就使得政治谈判的结果通常有利于组织良好的利益集团，而牺牲了分散的、难以动员的普通民众的长远利益。

公共选择学派的布坎南说："政治市场中的货币不仅是选票，还包括各种形式的政治支持，这使得某些利益在决策过程中获得过度代表。"

我总结一下奥派与公共选择派对压力集团在政治中作用更大的几个原因。

第一，压力集团虽然人数少，但却是有组织的体系，他们在行动时有独特的优势。在小型群体中，每个成员的行为更容易被其他成员观察到，搭便车行为更容易被发现和惩罚。这降低了维持集体行动的监督成本。而在大众消费者，他们往往只是以舆论上抱怨，没有人愿意采取更加具体的行动，他们倾向于另一些人起来行动，以便于他们搭便车；小型群体更容易达成一致意见，协调行动策略，减少了决策过程中争论，而庞大的消费者大从，争论多无法决策导致难以行动，小型组织能迅速产生有效的领导机制，并支付成本，推动行动。

以典型的行业协会为例，它们通常由有限数量的企业组成，这些企业之间既有竞争关系又有共同利益。

当面临共同的监管威胁或寻求共同的贸易保护政策支持时，这些企业能够相对容易地组织起来，形成统一声音。

相比之下，分散的消费者群体面临的协调成本要高得多。

第二、利益集中度及其带来的强激励效应：

虽然一个政策的总体社会成本可能超过总收益，但如果收益高度集中于少数人而成本分散于多数人，受益者的人均收益会远高于受损者的人均成本。这创造了不对称的行动激励。

比如，向外来的钢铁征收关税，由于钢铁在很多产品中占比并不高，即使导致价格上升，每一个消费者损失有限，你让他去上街去反对、组织人员去反对这一政策，他没有利益的动机，成本过高，利益太小。

但钢铁企业的利益增加就很多，他们的行动激励因就更强。

集中的利益也更加明显，利益集团很容易计算出政策带来的损失或收益，但分散在几亿消费者身上的成本不容易察觉。

在利益集团来看，他们会将影响政治的支出与收益进行财务分析，当收益大于产出时，那就必然产生行动。

还有一些政策对利益集团来说，是生存的问题，这与普通人面对的只是某一产品上涨一点，这完全不同。

也即，利益集团是专业的、事关重大利益的，而消费者是业余的，短期利益受损不大的。因此大众难以斗赢利益集团。

当然还有利益集团有专业分工、信息优势、足够的预算聘请专业人员和公共知识分子等优势，这些对于普通个体来说，都构成了碾压式的优势。

因此，政治谈判中，左右政客的，主要是利益集团。

川普实际上是个民粹政客，他打着反建制的旗号，就是在控诉建制派与利益集团勾结，牺牲大众的利益。

但他一样干这种事，对外国所有钢铁产品加关税，就是为了国内钢铁企业及工人贵族集团利益而推行的政策。

因此，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利益集团往往会变成政客的支配者。

这也让政治谈判必须私密，否则，利益集团的企图公布于大众之前，那政客就玩不下去了。

那问题出在哪了？

原因出在了国家太大了，中央集权权力太大了。

设想一下，如果是一个小镇上的对外谈判，居民们会非常关心。我小区里物业修水管时，在地下车库搞了个洞，都让几十户居民找专家分析是否导致了结构损伤。

人们对与自己利益很清晰的事，就会重视起来，不懂也会学习专业知识。

我甚至见过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太，为了当微商卖货，天天听课记笔记。

但，国家大事，虽然都说关心，谁真的关心呢？不关心才是常态，不管在哪个国家民众都是如此，他们不会花上一周时间去读一本关于医疗制度的书。

不允许政府干预医疗市场，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让足够小的治理单元来处理共有事务，也不会有这个问题。

但现代国家越来越大，政府权力也越来越大，管理的事务也越来越多。

这是一切问题的总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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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谈判 ，必须私下谈，不能公开谈

这时，政治往往呈现出来一个现象。

之所以要躲着公众，有两个原因，一是政治理性的需要，另一个是阴谋的需要。

当然民众还存在知识不足的现象，比如常见的反市场谬误。

卡普兰在《理性选民的神话》中总结了四类主要偏差：反市场偏误、反外国偏误、就业-生产力偏误和悲观偏误。

俄乌谈判，必须私下谈，不能公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