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价格问题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一个自由的市场价格体系，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至关重要。有没有自由的价格，就是市场与计划的分野。罗斯巴德说：
自由企业制度的一个伟大优点常常被人忽视，那就是仅靠它便可以保证顺利、合理地分配生产性资源。通过自由价格体系，消费者向劳动者、资本家和商人发出最迫切需求的信号，而价格体系复杂、自动地运行，把这些信息传达给所有人，从而创造出一个高效、运转顺畅的经济。自由价格体系下的自愿指挥，有一个且只有一个替代选项，那就是政府命令。
价格就是私有财产之间的交换比率。我用一个苹果换你两个梨，这时候一个苹果的价格就是两个梨，或者反过来说，一个梨的价格是1/2个苹果。到了货币经济中，道理是一样的：我用5块钱换你一个苹果，既可以说，一个苹果的价格是5块钱，也可以说，一块钱的价格（购买力）是1/5个苹果。货币经济的一个巨大优势是，货币是与所有商品都有交换比率的商品，这样，每一种商品都有一定的货币价格。由此，我们可以比较各种商品的相对稀缺程度。
价格高的，就是相对稀缺的。高价传递的信号就是：这种商品最近比较短缺，消费者需求比较迫切。它向生产者传递信息，你抓紧生产这种商品，是有利可图的；它向消费者传递的信息是，价格太高，节约利用是正确的选择。由此，在供需双方的共同行动下，价格会慢慢回落，并达到相对均衡。劳动力也是一样。外卖员劳务的价格（工资）这段时间比较高，说明消费者对他们需求比较迫切，这个行业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那么高工资就会吸引更多的劳动者从其他生产线离职，成为外卖员。甚至，会将需求者变成供给者——你过去是外卖员的消费者，现在由于他们工资高，你自己去当外卖员了。随着外卖员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外卖员的工资开始下降，又跑到了其他行业。市场就是这样一个动态过程，通过价格机制，“自动地”、不断地调整资源配置，让人们的需求，按照重要程度次序得到满足。价格同时又具有“筛选和识别”功能。一个人到底对某种商品的需求急迫与否，我们就看他是否愿意出价。愿意高价购买，这个行动就展示了他的真实偏好——他对这些钱的评价低于这个商品，否则他就不买。这时候，通过价格机制的有效运转，稀缺的资源被需求最紧迫的人购买，这是资源的最佳配置和经济利用。立即出现的问题就是：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稀缺的。本来已经很短缺了，不准涨价，那么生产者就不愿意去生产，消费者就不知道它很短缺，还在大量使用，由此加剧短缺，谁都买不到。也无从判断一个人到底需求是否紧迫，因为都是一个价格，你怎么判断他是否急迫呢？比如疫情初期的口罩，如果允许它涨到200块一个，绝大部分人就不买了，他们就会留在家里不出门；而那些需求最迫切的人，认为花200块就是值得的，因为他们必须出门，出门对他们更有利。由此，最稀缺的口罩，就通过价格机制配置到了最需要的人手中，由此可以服务大众。而如果不准涨价，结局就是，并不需要的人去排长队购买，然后囤积，而最需要的人反倒买不到，这是资源配置的巨大浪费和混乱。一个人之所以不愿意花200块买口罩并出门，这个行动说明了他对200块的评值高于出门的价值，例如老年人不用出去工作，他这样做是“划算”的。而一个快递员之所以选择冒着风险出门，是他在边际上选择的结果，他认为出门对他是有利的，也就是说，他出门带来的价值，超过了200块，这200块花在口罩上，比花在别处更优。否则他也不花200块并且出门。所以，价格反映了每个人的主观偏好、边际效用和机会成本。消灭价格机制，就像戳瞎了一个人的眼睛。价格形成的基石，是私有财产——我得拥有苹果，你得拥有梨；然后我们二人交换，才能形成价格。如果苹果和梨，全都是你的，你左手交给右手，是没有价格的。在货币经济中，我们就会知道，一个苹果5块，一个梨是3块，那么苹果比梨贵；如果梨现在是4块了，我们就知道梨相对于苹果涨价了——价格，都是相对价格结构的概念。我们由此还可以计算，一个苹果和一个梨，一共是8块或者9块。
货币为经济计算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单位。否则，一个苹果和一个梨，没法相加，就像一斤棉花和一斤铁，没法相加一样，加了也毫无意义。
把这个问题放大到一个经济体，假如它实行命令型经济，即国家占有一切生产要素，消灭私有财产，那就没有了交换。没有交换，就没有交换形成的价格。这时候就会出现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的问题：没有了货币价格，就无法得知一种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也无法得知一个人需求的紧迫程度，因此立即发生资源配置的混乱。
没有了货币价格，也就无法进行成本收益的核算。如何把一家工厂里投入的土地、机器、车辆、原材料、耗材等等相加起来呢？又如何将产出的商品相加起来呢？计划机构根本无法计算投入产出的情况，无法计算盈亏。于是，计划机构就像个无头苍蝇一样，今天缺钢铁，就把所有资源调用过来生产钢铁，但资源是稀缺的，用在这里就用不到那里，于是面包发生了短缺；那就又就把所有资源调用过来生产面包，这时候钢铁又短缺了。而且，到底需要多少钢铁、多少面包，也是说不清楚的，因为没有消费者的真实付费，不可能说清楚。即便我们假定中央计划机构里的人都是好人、有良好的愿望想要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这是一个非常不切实际的强假设，只是为了论述方便——但是没有价格，他们也根本无法有效地配置资源，只能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拆东墙补西墙，没有利润和亏损的概念，资源发生巨大的浪费。我们再假定，计划机构知道所有的知识，了解每一个人的偏好——这仍然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强假设，因为它收集的所有知识都是历史的知识、静态的知识、显性的知识，而人的行动面向未来、变动不居且往往是默会的、隐性的知识，这种知识只能通过行动才能真实地表达出来——但是由于没有价格，它又如何来经济地组织生产，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呢？不可能的。
总之，没有了私有财产，就没有了价格；没有价格，就无法进行经济计算，最终的结果就是资源配置的彻底混乱和经济崩溃。这就是计划经济必然导致经济崩溃的经济学原理。米塞斯从未去过苏联，但是坐在办公室用一支笔一张纸，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就可以得出苏联经济必定崩溃的结论，道理就在于此。它同时揭示了，计划经济，并不是一个哈耶克式的“知识问题”，而是一个产权问题、价格问题。计划经济的根本问题，不是知识问题，而是没有私有财产和价格。就是说，即便我们假定计划机构拥有了完全的知识，由于没有私有财产和价格，无法经济计算，那也断然不可行。这就回答了许多人“马云和刘强东式”的问题：只要有超级计算机——现在有了AI——能够搜集和掌握所有信息，计划就可行了，共产主义将在我们这代人实现了。经济学的回答很明确：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计划经济是一个“非理性”的经济，是一个“方的圆”。有人可能会发问，计划明明实行了几十年啊，而且形势还不错，苏联当时不是可以跟美帝国主义抗衡吗？
答案是：这世界上从来没有过完全的市场经济，也从来没有过完全的计划经济，经济总是处于二者的中间状态，只看向哪一边更加靠近而已。
苏联的中央计划当局，每天都在大战风车似的为4万多种商品定价，倒是搞出了各种炸弹，然而民众就得排队买面包。这种经济体制之所以延续了几十年，正是因为他仍然在不停地发生对外贸易，有国际市场的价格作为参考。也就是，它引入了市场的因素，否则，活不过三天的。还有一个问题，现实中就是到处都有价格管制啊，为什么市场还运行得很好，经济还一直在进步？
因为市场总是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突破价格管制的影响，在将被管制扭曲的市场拉回正常状态。
而且，计划机构也不可能彻底实施价格管制，实行完全的计划，否则它自己也会崩溃。当对一种商品实行价格管制，要实现这种管制效果，必定要对它的上游也实行管制，否则这种商品就会彻底消失，管制的目的就无法达成。价格管制之下，这种商品发生短缺，或者进行价格补贴，生产结构就发生扭曲，其他商品就会供给不足。由此，一方面人们寻找替代品，另一方面其他商品供给不足价格上涨。这时候计划机构若要想维持自己的管制，就必须对其他商品也实行价格管制，继而，对这种商品的上游也进行管制。由此，它必须对所有商品，以及生产它的所有要素，都进行管制。这就是“干预递增效用”。也就是苏联中央计划当局为什么皓首穷经地为每一种商品规定价格的原因。但我们已经知道，如果彻底地管制所有价格，经济必定崩溃。因此，计划当局要么看着它崩溃，要么就放松管制，或者直接回归市场价格。这时候就为市场发挥作用留下了空间，才能让它继续苟延残喘。我们之所以反对价格管制，就是因为，哪怕是程度最轻的价格管制，也会导致价格信号功能的丧失，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和混乱，最终会降低所有人的福祉。价格管制的恶果，只有程度的不同，而没有本质的不同。而且，这就是开启了全盘管制的进程，其逻辑结果就是消灭私有财产，消灭价格，让经济走向停滞和崩溃。因此必须像保障大堤的安全一样，反对任何价格管制行为，要堵住一切“管涌”现象，否则整个大堤就会因小小的管涌而走向崩塌。要知道，这个大堤，是繁荣的大堤，自由的大堤，没有什么比它更重要。西塞罗和托马斯·阿奎那，讨论过同样一个问题：假如商人把粮食运到一个严重饥荒的地区，他知道即将有更多的商人会将粮食运送到灾区。那么，这个商人应该保持沉默，将他带来的粮食按照现行价格出售，赚取很多利润，还是告诉灾民，后面还有更多的供给并使得价格下跌？
西塞罗说，这个商人有义务披露他知道的信息，从而应当按照较低的价格出售。
但阿奎那的回答不同。他认为，
由于随后的商人的到达是一种未来事件，因而是不确定的，所以阿奎那宣称，公平并不要求他向他的顾客通告有关他的竞争者即将到来的信息。他可以在那个地区按照流行的价格出卖自己的粮食，尽管这个价格可能极端地高。公平价格就是流行的价格，它由需求与供给来决定，而不是由生产成本来决定。
当然，他又补充说道：如果这个商人无论如何愿意向他的顾客吐露真情，那么这将是特别善良的举动，更加合乎道德。不过公平并不要求他一定要这样做。西塞罗和阿奎那的说法，谁正确呢？按照他们的主张，谁的主张实施后的结果，更加合乎道德呢？如果商人告诉村民，后续的供给充足，村民们就会推迟和减少购买，需求降低，价格下降，因此他们就可能出不到这个价格了。可是这对灾民来说是福是祸呢？如果村民出不到这个价格，本来要将粮食运往这个村子的商人就不会再把粮食运往这里了，因为往灾区送物资面临巨大的风险，价格太低无法补偿这个风险。结果就是，许多灾民可能会因此饿死。而如果他不告诉——他本来也没有这个义务——价格还维持在这个高度，后续的商人看到有利可图，就会冒着风险不断地往灾区运粮食，随着供给的增加，价格慢慢回落，所有灾民的需求完全得到满足。他们得救了。其实，即使他告诉灾民，那些需求最急迫的灾民还是愿意付出更高的代价抢购。就像阿奎那说的那样，未来的供给是不确定的。在需求极其紧迫而未来极度不确定的情况下，“一鸟在手胜过百鸟在林”。那么，如果直接管制物价，不准发“国难财”，则连第一个商人也不会将粮食送往灾区了，因为价格无法覆盖他的成本。这样，更多的灾民会饿死，因为他们即使有钱也买不到了。你可以指责这些商人唯利是图，但是他们发挥的是“救生艇”的作用。虽然价格高一点，但好歹有选择，生命的价值高于金钱，结果是大家都有吃的。是这些“唯利是图的小人”，真正地救了困境中的人们。而那些管制物价的人，或者看起来道德很高尚的人，他们救了一个人吗？没有。他们只顾着表演，结果却是有更多的人挨饿或者饿死。世界上所有的大饥荒，无不是因为阻断了自由贸易。当你想要达成一个有道德的目标时，应当清楚，什么样的手段能够达成这个目的，而不是目的与手段背离。如果你的手段与宣称的目的南辕北辙，那即便你认为自己动机有多么良好，又怎么配谈道德呢？
经济运行有不变的规律，是“论迹不论心”的。表演得很有道德和正义，谁不会呢？可重要的是，目的与手段要匹配。不要管制价格！价格是交换比率，是交易双方财产权，也即自由意志的体现。交换双方只有在认为增进自身福利的时候，才会去交换。并没有一个上帝视角的“客观合理”的价格，价格总是因供需关系的变化而变动不居。凡是双方自愿交易达成的价格，就是合理的价格。那么管制物价，实际上就是宣布自愿的交换为非法，就是侵犯财产权，就是认为对方是傻子，没有自由意志；就是认为人家不懂得什么对自己最好，必须有一个超级哲学王来替人们做决定。文明世界的行为规则就是私有产权的秩序，相互尊重财产权，就叫文明。自愿交换财产，形成的价格，就是文明的表征，它促进资源的高效合理配置，让人们享受更加幸福的生活。一切价格管制行为，就是在对我们的文明和富裕生活的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