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缴税和守法评价民营企业，著名律师错得离谱

Kevin律师是活跃在微博上的一个著名大V，他的律师身份、在美国的从业、以及美式民主的观念，让他拥有了光环和众多粉丝。但是他是一个彻底的“白左”分子，整天输出的都是观念毒药。

白左最喜欢谈平等、宽容、和平、博爱，他们不懂自由，不懂产权，不懂逻辑，就是凭直觉、凭感情。如果他们偶尔说对了某件事，那也是碰巧对了，所依据的理论根基是错的，甚至完全就没有理论。其思想观念，最终都导向了自由的反面，结果就是社民主义。

他评价民营企业的几个指标，就充斥着错误。

缴税多少，是衡量民营企业贡献的指标吗？当然不是。

这个所谓的指标暗含一个前提，那就是税收越多越好。

这就是国家主义的思维，以及供给学派阿瑟·拉弗的拙劣理论。把税收最大化作为目标，才有所谓的“拉弗曲线”，他们充当的是权力的知识卫队的可耻角色。

可是纳税人谁会追求税收的最大化呢？又不是受虐狂。

税收当然是越低越好。低税收，就是被征敛的更少了，产权更接近完整了；就是减少了政府的收入，削减了它的权力和干预经济的能力。这是繁荣的基础。

税收就是将民间资本征掠，用于政府的目标。用税收进行的所谓“国家投资”，不是经济学上的投资，而是满足少部分人欲望的一种消费行为，其实就是用大家的钱给自己放烟花。没有利润机制的约束，其中的资源错配、低效、浪费和腐败，更是无需多言。

资源是有限的，满足“国家投资”的多了，用来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就少了。因此税收造成资本投资减少，劳动生产率下降，工资率降低，就业减少，供给减少物价上涨，所有人生活水平下降。

所以，税收的代价，最终是由全民承担的，对一个人征税，其实就是对所有人征税，每个人都因此降低生活水平。

因此他的思考前提就是错的。

其次，用税收来衡量企业贡献大小，是荒谬的。

按照这个逻辑，中国烟草就是对社会贡献最大的企业，国企就是对社会贡献最大的企业。由此，会得出司马南式的结论：国企是贡献最大的。司马南曾经鼓吹，一家中石油，纳税总额超过民营企业500强。

这种说法极其不要脸。

首先是，国企资产本身就是征敛的产物，把大家的资产征走，办了一家巨无霸垄断国企，消费者由此别无选择地只能使用国企提供的质次价高的商品和服务，它又将消费者支付资金的一部分继续交入国库。所以国企纳税，只是一种会计上的骗术，它依靠纳税人的不断输血生存。

其次，用一家巨无霸的垄断优质资产，与在市场中“零敲碎打”的民营企业作比较，本身就是耍流氓。如果石油产业打破垄断，由民间资本来经营，民营企业照样可以缴纳这些税收。你不能一边把人腿打断，一边跟他比赛跑步，然后还厚颜无耻地说：你看我就是跑得比你快。

第三，即便是所有最优质的资源被国企占据，民间资本无权参与，民营经济照样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第四，把一种不可或缺的生存物资直接垄断，是收税最方便的办法。古代实行盐铁专卖，我们能说盐铁专卖对社会贡献最大吗？清政府任命英国人赫德管理海关事务，他把清朝的关税从1861年的白银496万两，占总财政收入的9%，提高到了1894年的2290万两白银，占清廷总收入的四分之一。那么，把国境线进行全面封锁，凡进出的货物都要雁过拔毛，我们能说海关对经济贡献最大吗？

第五，税收对于企业来说，是一项成本。难道我们会说，哪家企业的成本越高，贡献就越大吗？荒唐！

以上，就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学推理方式：先假定你是正确的，顺着你的思路，将逻辑一直贯彻到底，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

那么，衡量一家民营企业对社会贡献的，应当是什么？

安排就业可以算是一个“客观”的指标。因为消费的前提是生产，吸纳就业了，就是这些劳动者在参与生产供给了，供给能力越强，消费能力才越强。供给能力强了，单位时间产出更多，意味着工资率上升；同时意味着物质财货增加，物价下降。手里的钱可以买的东西更多了，实现目的的手段增加了，这就是生活水平的提高。

这是从“社会”这个宏观视角去观察的。对于一家企业来说，评价它的终极指标，是利润。利润越高，说明它的贡献越大。

利润可以证明以下事项：

1、有利润，说明这家企业正确地配置了资源，满足了消费者需求。利润来源于消费者的自愿金钱投票，消费者能购买这家企业的产品，说明他的需求迫切，否则他就不买。这说明稀缺资源被用到了满足消费者迫切需求的领域之中，是资源的正确配置。

反之，没有利润，就证明了稀缺资源被用在了消费者需求并不迫切的用途上，这是资源的错误配置和浪费，消费者对他的惩罚就是不买他的产品，令它亏损和倒闭，将稀缺资源释放出来，由更有远见卓识、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企业家接手。

从这个角度说，市场经济中的民营企业资产，才具有真正的“公共”性质。企业家只是消费者授权委托的资产“代管人”，当他满足消费者需求时，消费者就授权他掌控更多的资产，如果做不到，消费者就会剥夺他的资产，让他退出企业家行列，由富变穷。

2、有利润，说明企业提升了分工合作的效率。市场竞争中能够获取利润的企业，说明它在将分工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说明它在推进经营方式和技术的创新，造福于所有劳动者和消费者。分工合作比自给自足有更大的生产力，拓展分工，增进合作，这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

3、有利润，说明资本在不断积累，而不是在消耗。企业家的利润，他自己生活所需的仅仅占很小一部分，绝大部分都用于再投资。再投资扩张了规模，增加了供给，安排了更多就业，推动了技术进步，提升了劳动生产率。一家没有利润的企业，就破产了，资本就被消耗了，何谈税收、就业、技术进步？

4、世界上利润最大的企业，并不是为高收入阶层提供服务的企业，而是面向大众进行大规模生产的企业。服务的人数越广泛，利润越大。腾讯服务了14亿人，所以它的利润很大；阿里服务了14亿消费者和众多的小企业和商家，所以他利润很多。大型互联网企业，服务的对象就是低收入阶层，它使分工合作的效率更高，让小商户将生意从小县城做到了全国，让商品变得廉价，现在100块钱就可以在平台上买全身的衣服，9块9就包邮，穷人从中获益最多。这就是最好的消除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手段，就是最大的贡献。

凯文律师还说，是否守法经营，是评价民营企业的重要指标。

这也是错的。

他心目中的法，就是他吃饭的本钱：成文立法，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

区分“法律”和“立法”，至关重要。法律是实现定分止争的规范，它以产权为根基，是亘古不变的；立法是掌控立法权的人根据自己的偏好，以法律之名下达的命令。掌控这个立法权的一个人、一群人，还是多数人，都不能改变这个本质。

法律让人预期稳定。立法则受到立法者偏好的影响变动不居，这是全社会时间偏好提高，资本消耗，进而导致经济贫困和道德溃败的罪魁祸首。

凡是不符合法律的立法，都是恶法。恶法非法，自始至终都不应当被执行。不假思索地服从一切人为立法，是荒谬的，是对人类理性的背叛，就是将人降格为被驯化的动物和奴隶。

凯文律师在以往的所有发言中，均表现出强烈的倾向，他是一个“法律”复读机，认为现实的立法就是合理，就要适用，从来不去考虑这个立法本来是否存在问题，法律应当是什么样子。

所以他才会认为民营企业必须守“法"经营。

按照他的逻辑，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就是违法的。因为当时的立法不允许这样做。当一个个体户，或者搞一个小工厂，更是违法的，因为当时的立法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的。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当然也是违法的。

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就是人们不断突破立法的禁令，夺回自己的产权，不断回归真正的法律的过程。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往往就是“违法”的结果，如果按照凯文律师那样“守法”，那就根本不会有突破，我们会至今停留在计划的泥潭之中。

再按照他的逻辑往下推理，国企改革就也是违法的。

因为按照当时的立法，就要实行公有制，那么任何对国企的产权明晰化改革，引入市场竞争的私有化因素，都是违法。

这是所谓民营企业家“原罪”说的来源，司马南整天说联想侵吞国有资产，就是这么来的。

按照这种说法，从计划体制下走出来的民营企业家，几乎没有不违法的。宗庆后、曹德旺、任正非，都“违法”了。

只要我们理解了法律和立法的区别，就会知道，当初的严苛立法，本身就违背了法律。它就是限制了人们的自由和产权，从根本上就是错的。而从功利主义衡量，任何一家垄断性的国企被私人所接管，或者引入私人资本和市场化的机制，都是对全民有利的。把一个吞噬纳税人财富的无底洞，变成了造福消费者的民营企业，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

在这个过程中，民营企业家赚取了利润，恰恰说明他在造福社会。在开放初期赚取了巨额利润，正说明从计划的桎梏中刚刚解放出来的民众，有多么强烈的需求。他们是冒着被关进监狱的风险，在突破管理条令，那些利润就是对他巨大风险的补偿。如果没有高额的利润，就没有人愿意冒风险。也正是利润机制，才迫使他服从消费者的指令而生产，而不是高高在上地对消费者说你爱买不买。

大家都能感受到，过去做生意很容易，现在做生意更难了。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现在的管制立法太多了，稍有不慎就“违法”。面对这样的局势，更需要更多的民营企业家去冒险，突破那些管制法令，不管是通过技术的方式还是迂回的手段，让那些管制立法失去效力，回归自由市场，而不是像凯文律师说的那样，“守法经营”，循规蹈矩，死气沉沉。

总之，如果一项立法本身就违反了法律，那么不遵守它，就是最大的贡献。

最后说说律师这个职业。

律师的兴盛，与权力的扩张紧密相关。

立法者违背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推动人为立法进程，不断扩张自身权力，使立法条文深入到生活的细枝末叶。法律不再是人们普遍认可的产权规则，而是一个计划机构用立法规划人们生活的命令。

法律本来像空气一样稀松平常，人们并不需要刻意地去耗费精力和金钱去学习，凭父母教给我们的常识就可以正常生活。然而在一个立法之网越织越密的社会，人们无法凭借常识生活，而是必须盯着立法条文生活，稍有不慎动辄得咎。这样的社会，人就没有自由可言，其实就是早请示晚汇报，未经允许无法行动。

正是在这种立法扩张之下，一个职业群体产生了。他们专门研究成文立法，成为“法律”专家，人们必须求助于他们，以免因无意间触犯了禁令而付出沉重代价。这就是律师群体。

他们是各种管制立法的受益者，是管制催生出的行业。就像搞环保，会催生出环评师这个行业一样。研究立法条文，就是他们的饭碗，立法越是繁琐和细致，越是繁文缛节，他们越是有用武之地。美国之所以律师是高收入行业，就是因为美国的立法是最多的。汉斯-赫尔曼·霍普教授写道：

美国联邦法规法典，直到1937年还不存在，到1960年，法典已经达到22,877页，到2012年，它已经膨胀到总共174,545页，分为50个标题，光索引就达到近千页，对从农业、航空到运输、野生动物和渔业，所有能够想象得到的生产，进行了最详细的规范。包括了与生产和再分配有关的人们几乎能想象到的一切事情：从芹菜、蘑菇、西瓜、手表、白炽灯泡的标签、丝袜、跳伞、钢铁制造、大学校园性侵犯到用洋葱丁烹调洋葱圈的方法，揭示了民主政府几近极权主义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