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利益冲突与认知冲突

没有企业家的公司治理理论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公司治理成为一个热门的词，在我们中国也是耳熟能详。国家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出台了大量的文件和政策，都在规范公司治理结构，特别是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但在我看来，目前主流的公司治理理论和实践存在严重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忽略了企业家精神（点击蓝字阅读文章）。i

主流的公司治理理论假定每一个人是同样的聪明和理性，公司治理面临的问题就是投资者与经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按照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设计最优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解决经理人的“道德风险”。按照这样的理论建立的所谓“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无论是法律上的还是行为规范上的，实际上是把商业公司变成一个准官僚机构，结果是严重抑制了企业家精神。一些优秀的公司，比如华为公司，之所以没有选择上市，是因为任正非知道，如果真上市了，按照上市公司的规则，他自己的作用难以发挥，华为不可能真正做好。“完善的公司治理”是约束职业经理人的，不是激发企业家精神的。

尽管人们现在谈论企业家精神很多，但在我看来，大部分人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非常肤浅。这也不奇怪，主流经济学里本来就没有企业家，有的只是“生产者”，这个生产者需要做的就是在需求、资源和技术给定的条件下，求解一个“约束条件下的利润最优化问题”，这个问题有唯一正确的答案，如同学生做作业一样。但任何对商业实践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样的生产者（“产商”）与真正的企业家相差甚远。

认知冲突比利益冲突更棘手

公司治理理论强调投资人或者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冲突，这个冲突究竟是什么？传统的假设是利益冲突，并且，只有利益冲突，因为所有理性人的认知是一样的。这个假设有偏颇，而且偏颇更大，因为股东、投资人与经营者或者企业家之间的冲突，更多可能是认知的冲突，而不是利益的冲突。

企业家之所以为企业家，是因为他能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他做的判断常常是一般人没有办法理解，没有办法认同的（点击蓝字阅读文章）。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就在于它是非常个性化的，每个企业家都具有与他人对未来不同的预测，在多数人看不到机会的地方，他看到了机会，而在多数人以为是机会的地方，他不以为然。这种预测能力和判断能力大部分人（包括股东）不具有，所以投资人和企业家之间的认知冲突就不可避免。

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有一个基本假设，就是股东总是对的，出问题了，错的一定是经营者。这个假设是不对的。股东并不总是对的，因为好多股东并不具有企业家精神，即使他们有企业家精神，因为不同的企业家对同样的问题可能有着非常不同的判断，至少他们的判断不可能与经营者完全相同，所以仍然会发生冲突。很多一起创业的兄弟们、伙伴最后分道扬镳，就是这个原因。创办微软的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分手了，创办苹果的斯蒂芬·乔布斯和斯蒂芬·沃茨尼亚克分手了，创办万通的“六君子”分手了，希望集团的刘氏四兄弟分手了，新东方的俞敏洪、王强和徐小平分手了，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为什么？主要不是利益问题，而是认知问题。我愿意做一个大胆的预测：大部分合伙人最后都会走向分立；并且，越是企业家精神强的合伙人越可能走向分立，因为他们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好的办法就是各干各的。容易妥协的人不大可能是杰出的企业家！

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如果一般说股东并不总是对的，小股东则大部分情况下是错的。公司治理当中如果赋予小股东特别大的否决权，我觉得是有一些危险的，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也不利于小股东自己。小股东本来就是搭便车的，希望利用他人的企业家精神赚点钱。如果在涉及所谓“利益冲突”的并购案中，大股东（一般是企业家自己）必须回避，小股东说了算，很难做出一个好的决策。现实中确实存在控股股东（企业家）侵害小股东利益的可能，这一点我不否认。但只有不理解企业家精神的人，才会把李嘉诚的巨额财富说成是剥削小股民的结果。

即使企业家与投资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不一定是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家们认为的“分配问题”。传统理论或者无视企业家的非利润动机，或者将其斥之为需要通过激励机制解决的“道德风险”问题，没有看到非利润动机的积极作用，因而扭曲了我们对利益冲突的理解，甚至误把认知冲突当作利益冲突。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纯粹的投资人只在意投资回报率，而不在乎企业家追求的其他目标，这必然导致一些冲突。由于假定“股东总是对的”，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和实践特别容易导向用经理人的“信托责任”否定企业家精神，结果反倒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

公司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企业家与投资人之间的认知冲突，而非利益冲突。一方面，企业家拿了投资人的钱，就得受投资人的约束，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否则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钱交给企业家。另一方面，由于投资人通常不具有企业家的判断力，对企业家行为的过分约束会损害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最终会损害投资人自己的利益。公司治理理论不能假定股东总是对的，企业家一定要服从投资人。 

三个案例

福特与道奇兄弟：公司法上一个里程碑案例是1911年道奇兄弟起诉福特公司。ii当时的福特公司由亨利·福特掌控，福特本人持有公司60％的股份，是大股东，道奇兄弟总共持有10％的股份，另外一些股份由分散的股东持有。公司账户上有一千多万美元待分配利润可以支付股息，但是福特没有支付。于是，道奇兄弟向法院提出起诉。亨利·福特辩护说，公司需要这些钱来扩大规模，他正在计划建第二个厂房装配线，不希望企业把增长的负担通过较高的价格转嫁给消费者。当时汽车市场确实不是很景气，但增加投资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一个公司的投资决策不是依现在的市场来制定，而是要看对未来市场的预期。

法院判决道奇兄弟胜诉，福特只好支付了这些股息。

如果我们承认企业家认知的独特性，法院的判决就可能是对福特企业家判断的否定，而不是对信托义务(fiduciary duty)的捍卫。福特从此不再信任小股东，认为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用现金买回了所有小股东的股份。事后看，法院的判决也可能损害了道奇兄弟的利益，让他们失去了分享福特汽车公司后来爆炸式增长的红利。人们经常要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 

史蒂夫·乔布斯被赶出苹果公司：投资人的愚蠢让史蒂夫·乔布斯刻骨铭心。乔布斯和沃茨尼亚克1975年创办苹果电脑公司，1985年乔布斯被董事会赶走。赶走他的董事会成员包括苹果的第一个投资人迈克·马库拉和亚瑟·罗克，这二人对乔布斯曾经如同慈父，但最后的关头对乔布斯的认知产生了怀疑，站在了CEO斯卡利一边。12年后，当苹果公司面临破产的时候，董事会又不得不把乔布斯请回来。但汲取上次的教训，乔布斯的条件是回来可以，但要自己说了算，新的董事会成员必须由他挑选。

1997年1月，乔布斯作为一个非正式员工的“兼职顾问”入职苹果公司。1997年7月，董事会让CEO阿梅里奥下台，宣布乔布斯“做一个统领团队的顾问”。代理CEO安德森说他“会在乔布斯的指导下工作”。

很快，乔布斯就要求董事会全体辞职，只有董事长伍拉德一个人可以留下。董事会顺从了。在被要求辞职的人中，包括当初投资他后来又赶走他的迈克·马库拉。在伍拉德的帮助下，乔布斯很快就组建新的董事会。乔布斯曾邀请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前主席亚瑟·莱维特加入董事会，后者激动不已，并开始与乔布斯讨论自己在董事会的角色。但当乔布斯看到了莱维特曾发表的一篇有关公司治理的文章后，又打电话收回了自己的邀请。这篇文章的观点是：董事会应该承担强势而独立的角色。莱维特后来说：“我很受打击……很显然苹果的董事会不是为了独立于CEO而设计的。”是的，乔布斯不喜欢一个强大的董事会。他要自己说了算！iii

胡安·特里普的泛美航空公司：胡安·特里普是航空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对整个人类航空事业做了巨大的贡献。他1927年创办泛美航空公司，一直担任公司的CEO，公司的重大事情基本上他一人说了算，董事会全体成员都是应声虫。特里普的雄心是“征服天空”，击败当时称霸跨大西洋飞行的飞艇。他不断购买新飞机，开拓新航线（包括南美航线、跨太平洋和大西洋航线），结果把公司搞得负债累累，股东长期分不到红利。但他深信，他这样做从长远看是对的，股东们最终会获得丰厚的回报。但特里普雄心并不被公司大股东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惠特尼(Cornerlius Vanderbil “Sonny” Whitney)理解。终于有一天，惠特尼反水了。惠特尼是特里普的耶鲁大学同学，一个花花公子，曾投资拍摄电影《乱世佳人》。1939年春天的一次例行董事会上，惠特尼搞了一场政变，几分钟内就把特里普的权力剥夺得一干二净，自己亲自执掌公司。但过了不到一年，惠特尼玩不下去了，董事会又让特里普重新控制公司，惠特尼对自己当初的行为感到后悔。自特里普重新掌权后，公司发展得很好。事实证明，特里普的战略是对的，股东们确实得到了丰厚的回报。iv

集体决策与企业家精神的冲突

我这里必须谈一下董事会。董事会奉行的是基于票决制的“集体决策”。本质上，集体决策与企业家精神是相冲突的。好多情况下集体决策是非常愚蠢的，企业家决策绝对不会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个人决策的时候我们在想责任，集体决策的时候我们在想怎么逃避责任，这就导致了“群思陷阱”：一群非常理性的、非常聪明的人，经常会做出一些非常愚蠢的决策，甚至带来一些巨大的灾难（点击蓝字阅读文章）。v心理学家的研究还表明，一个组织越是强调和谐一致，越是强调不出现分歧，越可能陷入“群思陷阱”，也就是说做出错误的决策。

当然，我不是主张企业家不应该受到约束。你拿了人家的钱，当然不能想干啥就干啥。投资人如果没有发言权，也就失去了投资的意愿。你有远大理想，有自己独特的判断，但这种理想和判断也可能导致灾难。究竟什么是最好的公司治理，如何平衡资本家、投资人和企业家的关系，是公司治理永久的主题。我要强调的是，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和实践把经理人和企业家搞混了，过分着重于怎么约束经理人（点击蓝字阅读文章）。一个好的公司治理既不能让企业家为所欲为，也不能变成企业家的枷锁。好的公司治理应该使得企业家精神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最具企业家精神的人能够掌控企业。这样看来，一股一票、同股同权就可能不是一个好的规则，因为在同股同权、一股一票规则下，如果股权比较分散，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没有办法拥有一个稳定持久的地位。所以公司治理理论和实践必须从关注经理人，转向关注企业家。

我们需要一个以企业家中心的公司治理模型。一个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一定要使得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去掌控公司，并且有积极性去创新，去创造，而不是仅仅选一些不会腐败的人就可以。目前公司治理理论存在的缺陷，导致了我们把过多的精力、法律、政策放在怎么去约束企业家精神，使得公司变得越来越官僚化，而不是越来越充满活力。按照现在的公司治理模型做下去，我想，未来我们公司的腐败可能会少一点，但同时也意味着公司的企业家精神会更少，这时候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持续发展。公司因创造价值而存在，不是为了不腐败而存在。企业家是价值创造的核心。我们要始终记住，最好的公司治理是使得企业家精神得到最好的发挥，而不是仅仅防止小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