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普世价值（涅槃版）
学生时代上政治课时，我感到非常困惑，为什么现实跟书本上说的好像不太一样。
但一直没有找到关于这一方面比较好的论述，直到我读到了罗马主义写的「儒学新说」系列文章。
在这篇文章我用「儒学新说」的内容为主线，试着陈述中国人的普世价值建立的过程。
一，儒学的起源
1，我们为什么要迷信？
中华文明的早期，跟世界其他早期文明一样，都是沿着鬼神，上帝，安拉这种路子发展的。
那时的人对环境改造能力较弱，风吹雨打，虫兽出没都可能让自己受到严重伤害。这让他们特别畏惧大自然，但又不懂科学原理，因此觉得背后肯定有鬼神在作怪。
那时的人们普遍敬畏鬼神，迷信盛行。
所以对统治者来说，无论是要对老百姓实行管理，还是要吓唬其他部族的对手。
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证明你跟鬼神的关系好。
怎么证明呢？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不断地给鬼神送礼，而且要送最贵重的那种。
在当时人们想象能力范围内，最珍贵的东西就是人命了。所以商朝和周朝人都非常热衷于活人祭祀。
他们到处发动战争，抓俘虏，男男女女剥光衣服，洗干净后，开膛破肚切成肉块，放在祭台上，供鬼神享用。
为了让鬼神有一个舒适的就餐环境，他们还要现场奏乐。
证明关系铁后，就会被大家尊为王。但王不能直接命令大家做事情，因为你只是关系铁，并不能证明你下的命令是对的。
想要大家听你说，你还需要通过占卜学把自己伪装成鬼神话语的传声筒。做什么事情之前，先烧个乌龟壳，从燃烧的纹路中解读出鬼神的意见。
从此，烧龟壳成了行动合法性的来源。
2，迷信的消失
周武王重病，需要把王位传给下一个人。
按惯例他需要公开烧乌龟壳，让鬼神告诉大家应该选谁。
但周武王本来就是占卜大师，他内心知道，当太多人监督的时候，占卜无法作弊。就有可能选到一个能力很差的人，会把他的江山搞砸。
于是他跳过了占卜流程，直接托孤给他认为最有能力的弟弟——周公。
在那个时候，没有神鬼的背书，周公的统治合法性是会受到质疑的。
不出所料，王族的其他人纷纷跳反，带兵攻打周公。
周公平定叛乱后，为了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就开始思考怎样才能让大家更服我，让我有更多的统治合法性。
回到传统的活人祭祀路子肯定是走不通的，因为商王已经把尊重鬼神做到了极致。
商人每天要消耗大量的俘虏，逼着商王去四处征战抓俘虏，最终导致国力耗尽。
这时周公灵机一动，想出了一套前所未有的理论。一下子把中华文明的轨迹从鬼神论中拉了出来，进入了现实主义的轨道。
什么样的理论呢？
以史为鉴
周公声称，商代的伊尹，也是没有经过占卜上台的，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优秀的好人。所以我沿袭他的做法，我也可以是一个优秀的好人。
以贤为鉴
人的命运，不是靠算命算出来的，也不能靠贿赂鬼神获得提升，而是上天看你在人间的实际表现好不好，你的具体德行而给的福报。周朝能取代商朝，不是因为算命厉害，而是因为周朝更有德行。周武王选择了我，也是因为我更有德行。
我们要知道，在此之前的世界里，大王的合法性都来自请鬼神吃大餐以及算命算得很准。
现在周公直接砸出，一个人是否有权领导大家，应该以史为鉴，以贤为鉴。等于宣布只要努力，人人都有机会牛逼，都有机会当大王。
这套人类全新的思想体系在多年以后，启蒙了整个西方世界。
宗教改革前欧洲人以为只有通过教会才能跟上帝沟通，看完周公的理论后，他们发现原来上天堂不需要通过教会，只要自己努力，也可以上天堂。
清教徒认为人的天命不可改，但是一个人是不是上帝选民，其实就看你在尘世中的行为像不像上帝的选民。也是周公理论的演绎。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说到，资本主义成功关键是从传统权威向法理权威转变。也是周公理论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周公的理论虽然在上层精英里被认可，但对老百姓来说还是太难了。
于是大家就和有文化的人讲逻辑，跟没文化的人讲鬼神。
在知识分子群体中迷信观念逐渐消失了。
3，构造理想社会
周公靠着他的理论获得合法性后，就要开始着手打造理想社会了。
在西方人还拿着迷信故事在瞎琢磨的时候。
周公已经开始用科学的眼光观察社会。
他观察到，家庭是人类最美好的基本单位。
家庭里面夫妻会自然相爱，父母本能地爱护子女，子女出于天性会孝顺父母。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亲情。这些亲情是我们所有寄托的最终归宿，甚至可以说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寻找和享受这些亲情。
既然家庭亲情那么好，如果我们用亲情把整个社会连起来，打造成一个大家庭。我们的理想社会不就被打造出来了吗？
周公这个把家庭关系普及到全社会的创举，让所有中国人潜意识里面都有了命运共同体概念。让中华文明成了所有文明中，唯一一个不依靠迷信就能获得凝聚力并发展起来的民族。
那当我们把这种家庭价值体系推广到全社会时，关键要做什么呢？
关键就是要搞清楚，社会上谁有资格当爹，谁来做儿子，谁来做堂弟，谁来做外甥，谁是远房亲戚。
然后大家各安天命，好好过日子，严禁上蹿下跳，挑拨婆媳关系，破坏家庭和睦。
周公当时想以周武王这支血脉为嫡系，建立一套由近至远的等级制度。
那大家会同意他的做法吗？
4，礼乐的建立
要想让大家同意等级制度，就要靠长期的训练。让等级制成为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周公选择从吃饭礼仪上面突破。
在那个生产力极端落后，畜牧业不发达的年代，肉是一种无敌的诱惑。
一年中只有祭祀神明的时候，才有充足的肉吃。
所以不管信不信鬼神，祭祀的时候人们是一定都会来的。
于是周公就利用这个机会训练大家。
吃饭前按等级高低排好队，唱主旋律歌曲《大雅》，内容是武王伐纣时的艰难，歌颂周朝替代商朝的正当性。然后再跳个忠字舞，表现武王伐纣时的场景。
吃饭时，下饭音乐也要是正能量乐曲。
在这个过程中，你还得认真唱，认真跳。因为有管家看着，如果发现你不认真，等会儿就不会分给你肉吃。逼着所有人都得认认真真地学习礼乐。
除此之外，还规定了每人平常能吃什么，祭祀时能吃什么。比如大夫这个级别，平常只能吃羊肉，祭祀时才能吃牛肉。士这个级别，平常只能吃鱼肉，祭祀的时候才能吃羊肉。
这还没完，还规定了每人能吃几道菜，吃饭的时候谁先动筷子，敬酒的时候谁先举杯子。条条框框非常多。这些规矩记录在《周礼》，《礼记》和《仪礼》里。
在当时能坐上桌子吃饭，就要经过千辛万苦。要填饱肚子要经过多如牛毛的礼仪考验。所以对经过磨难，上桌吃饱的人来说，有种修成正果，高人一等的感觉。
而我们知道高人一等是人生最美好的体验之一，所以人们自然对这种训练方法赞不绝口。《逸周书》里说，“周公制礼乐，天下大服”。
大家一起吃饭，互相之间就产生了情感。而反复地排队唱歌敬酒，完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确认，实现了秩序。
情感，秩序都有了，就有了建立社会大家庭的基础。
周公所创建的政治制度，让周朝延续了八百年。
5，族谱与史书
随着家族发展越来越大，亲戚越来越多，开始记不住谁是谁了。于是周公就发明了族谱，帮助大家记住血缘关系。
这个行为让中华文明又发生了一次巨大飞跃。
因为在此之前，文字的作用非常有限，一个是记录实用信息，比如有多少葱姜蒜。一个是和鬼神沟通，让占卜结果更直观化。
当人们把名字都写在族谱后，发现只写一个名字还是不方便记住谁是谁。得在名字旁边写点关于这个人的故事方便记忆。
如果等他们死了再记，有可能就忘了重要内容。所以最好平时就认真记，而这个专门帮人写日记的人，就变成了以后的史官。
从此中国人发展出一个独特的爱好，编撰史书。
纵观人类所有文明，只有中国人把他们知道的所有历史，清清楚楚，从不间断地记录了下来，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文明，做到了这一点。
正因为有了历史，中华文明从此就有了共同记忆，而有了共同记忆，就有了凝聚力，所以不论是狂风暴雨，还是惊涛骇浪，再也没有人能挡住中华文明发展的脚步。
6，礼崩乐坏
周朝初年，整个中国只有500万人，贵族只有几百人。用亲情沟通，用长幼亲疏来管理没有太大问题。
但到了后期，中国人口已经有2000万人了。贵族超过3000人。他们很多人之间没有亲戚关系，也没有一起吃过饭，完全的陌生人。
没有了亲情和礼乐的约束，人就容易直奔底线，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情，就能互相往死里打。进入了礼崩乐坏的时代。
因此如何在两个素不相识的路人之间，重新找一个纽带，建立亲情关系，建立礼乐共识，就变成了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
顺便说一句，我们祖先在探索如何优化政治制度的同时。西方人还在争论哪个神仙更灵。由此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思维高度是非常High Level的。
而第一个拿出解决方案的人叫孔子。
二，儒学的基础框架
1，营销高手孔子
孔子的父亲是一个贵族，有一次去乡下考察，跟村里的小芳野合了一次，就生下了孔子。
14岁那年母亲去世，孔子过来投靠父亲。
但父亲这个时候也已经过世了，父亲的家里人不想认这个野种。
孔子就想了一个办法，逼着他们与自己相认。
他带着母亲的棺材，来到大街上，向人四处打听父亲坟墓所在，声称要把两个人合葬。
孔家的墓园在哪里孔子肯定是知道的，孔子为了把这个事情搞大，故意装作不知道。
那个时代的人都是要脸的，孔家自然也不例外，自家的孩子都不敢认，这个人他们也丢不起，于是孔子成功鲤鱼跃龙门，从平民变成了贵族。
2，丧家狗混成了网红
周公的理想社会前提是搞清楚谁有资格当爹，谁来当儿子。理清了管理链条后才能各司其职。
可是随着时代发展，大家族自然会开枝散叶，产生出多个小家庭在不同的地方分开发展。
时间一久，就出现了家族里个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以前当爹的，现在开始享乐，开始喝酒泡妞，家道中落，从地主变成了看门大爷。
以前当儿子的，干端茶递水的工作，但后来通过勤奋努力，慢慢地变成了大富翁。
这个时候家里再有什么事，你说大家是找爹这个看门大爷商量，还是去找儿子这个大富翁商量？
大家的答案显而易见，资历地位什么的都是狗屁，谁的实力最强，我认谁是爹。
孔子对这个社会现象是极为看不惯的，为什么呢？
因为孔子所在的鲁国，资历最老的鲁昭公就混成了看门大爷，资历低于他的几个兄弟，也就是三桓们，全都变成了董事长。
鲁昭公自然受不了这个刺激，大吵大闹一番，被族人扫地出门。
可是三恒赶走鲁昭公不久，三恒的家臣阳虎实力渐渐起来。很快就依葫芦画瓢，把三恒架空后，准备把他们全体杀掉。
孔子觉得，如果谁的实力强谁当爹。这些新爹，往往缺乏权威性。一旦实力平衡出现变化，很容易被别人推翻。于是社会就会进入频繁换爹的恶性循环。期间带来的战争和杀戮，对老百姓来说是沉重的灾难。
所以孔子主张，不管有钱没钱，大家还是得把户口本上的爹当爹。在社会层面就是以资历排辈，而不是以实力排辈。这样社会才能安宁。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个主张实在是太理想化了。所以孔子只能一辈子周游列国到处打嘴炮，等待他的只能是处处碰壁，惶惶如丧家之犬。
当然嘴炮能力不是完全没有用。孔子做不了国师，至少还能当大V，当网红。
只要孔子坚持每天直播，大家至少会觉得他挺有学问，就一定能找到一些脑残粉来买他的课。
我们来看几个孔子每天宣扬把社会建立成大家庭的直播内容：
“刑不上大夫”：一家之内，打骂和暴力是绝对不可以的，禁止家暴。
“和为贵”：在一个家庭里，一旦发生纠纷，最重要的不是分清对错，而是要化解矛盾。夫妻死抠对错，只能离婚，正确的方法是双方都给一个台阶，你让一步我让一步，才能床头吵架床尾和。
“必也使无讼乎”：不能有成文法，因为白纸黑字一写下，就没有和稀泥的空间，人们很容易形成对立。如果一家人一直拿着法律在纠结对错，没人肯让步，那就鸡飞狗跳了。
孔子很擅长讲课，卖了很多鸡汤课，报班的人里有高人。
3，性本善的孟子
当时知识分子普遍认为社会动乱的根源不是爹太强欺负儿子，就是儿子变强骑到爹头上。
孔子提出应该保爹，防止儿子没大没小。但这与人性的实力崇拜有冲突，所以完全没有人理会。
作为孔子学生的孟子，就直接针对这个难题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孟子说一切问题本质是人的思想问题，而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所以只要能唤起人们的善心，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根据这个原理，我们就能知道，爹太强欺负儿子或者那些赚了钱就不把原来的爹放在眼里的人，本质上是因为跟猪朋狗友玩多了学坏了。
既然问题是学坏了，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找到了。就是要加强教育，只要人的素质提高了，每个人内心的善良就会源源不断地涌出。大家做事情的时候就会用善意互相对待。从根本上杜绝了上面两种现象。
但如果现任的爹就是道德败坏，不接受任何教育怎么办？
孟子给出的答案是换个人当爹。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但如果这个道德败坏的爹就是不下台，专门跟你死磕，怎么办？
孟子对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所以他只能像环保分子一样，坚持要废除核电，可是又提不出替代的方案，只好喊出了“用爱发电”的口号。
4，儒学的基础框架
儒学认为家庭是人类最完美的组织形式，我们只要找出在当下这个时代里，一个完美家庭应该包含的所有美德，把它推广到整个社会的治理上去，那就能得到一个完美的政治体制。
智者和强者，就相当于家中的父亲和长兄，善良者就相当于家中的慈母，愚者和弱者就相当于家中的幼小的子女。
智者和强者，有义务像照顾自己的子女那样，去照顾愚者和弱者，保证他们能过上和自己同样幸福的生活，而愚者和弱者，也要对智者和强者的这份付出，表现出必要的尊重和配合。
这个道德模式，就是孔子口中的“礼”，只不过它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含义而已，这种道德教化的结果，就是孔子口中的：“仁义”。
坚持这样做，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就会产生亲情，产生爱。就能像一个家庭一样，遇到问题时总有勇敢和睿智的父母站出来，总有孝顺和懂事的子女配合。一代一代地生生不息。
当然每个时代背景不一样，要面对的问题也会不一样。因此儒学会根据具体情况，定制属于时代的儒家思想。
比如李斯的中央集权，为了扩大力量，以便自己不被打死。
比如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对皇权进行限制。还有他的举孝廉制度，对人才进行选拔。
比如隋唐时期的科举选才，让人才流动更公平公正。
比如宋明理学，企图强化所有人道德标准，用一种近乎宗教式的约束，去减少人的实际需求。
总之儒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找出更好的对策，它兼容一切选择，它永远没有止境。
三，儒学高定方案——法家
1，法家的出现
儒家和法家追求的目标没有区别，都是要用管理一个家的方式来管理整个社会。
但在某些特殊时期，一个家能否生存，远比一个家是否和谐更重要，法家是儒家中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为了解决一个家的生存问题，而产生的一个特殊流派。
所以在具体实行的方法上，他们有分歧。儒家认为在家庭里应该继续“用爱发电”。法家认为应该棍棒底下出孝子，不考上清华北大打断你的腿。
在周朝早期，全国只有500万人，分布在陕西到山东，山西到湖北的整个中原地区。
人少地多，诸侯和诸侯之间存在大片空地。有无限的耕地资源。
既然有的是生存空间，大家都能吃饱饭，没啥根本利益冲突。就算纠纷也不过是婆媳矛盾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化解矛盾比搞清事实重要。所以儒家的“用爱发电”才是正道。
到了战国初期，人口翻了好几倍，容易耕作的土地已经开发完了。如果部落还想发展，就只能觊觎邻居家的财产了。
这时如果一家人还想继续用爱发电来过日子，说不定哪天就被邻居踹门而入，抢个精光。
所以此时家庭的核心任务就变成了让家强大起来，而要想强家，那就必须管理有序，人人出力。这个时候爹就不能是个和事佬了，必须展现出强大的领导力。
但古往今来强大的领导力只能来自强大的实力，所以必须把全社会所有资源，都向爹手里聚拢，让他变得无比强大后由他带领全家人去抢别人，而不是被人抢。
这是天大的事情，关系着一个家的生死存亡。
在这个时候法家主张的强爹才是人间正道。
2，强爹的尝试
李悝是第一个意识到强“爹”的重要性的。
想要强爹，第一步当然是允许爹打骂不听话的家里人。
为了让家人被打后能服气，就要把规矩写清楚，所以李悝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善的成文法，叫做《法经》。
但他没有解决如何把资源向“爹”的手里聚集的问题。如果爹跟各诸侯实力不能拉开差距，他去惩罚人的时候，就得掂量一下，很多改革就无法顺利推进。
这时吴起出场了。
楚国的各个贵族力量原本很强大，楚悼王他爸楚声王，就是被楚国贵族假借“盗贼”之手干掉的。所以楚王名为楚国的爹，其实也过得非常寒碜。
吴起的解决方案，就是把楚国的贵族们，迁往鸟不生蛋的偏远地方，让他们想躺平都不行。必须在当地搞开发。
这样原本贵族们把持的楚国那些富的地方，自然就全部收归楚王管理。
这一招迅速改变了楚国的力量对比，把本来跟贵族力量差不多的楚王，催肥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巨无霸。
很快让楚国的战力傲视群雄。
3，战争机器
从战国开始，兼并战争越演越烈，多吃一口利益还是少吃一口利益，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胖瘦问题，因为一旦力量对比的天平失衡，那落后的一方，就再也没有机会翻身了。最终等待他们的命运，就只能是家破人亡。
无论李悝还是吴起的改革，问题都是强爹效率太低。在这种生死存亡的时刻，必须把一个家的所有潜力，全部动员出来，变成一台彻头彻尾的战争机器，才能在这场只有一个生存者的竞争中获胜。
后来的韩非是这个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方法和后来的斯大林主义没什么两样。
拉下铁幕：限制各国游士进出秦国，避免他们带来东方六国的腐朽思想。
思想控制：国家掌控舆论工具，严禁任何人非议政府，所有的言论都不能偏离官方说法，实在搞不清楚，就去听听当官的是怎么讲的。
强化基层组织：让所有的人都互相监督，进行网格化管理。
取缔私有经济：对商人进行极限打压，不允许社会上有富人出现，脱离政府的控制。
集中所有的资源，只发展和战争有关的产业：对于秦国来说，就是农耕，对于后来的斯大林来说，就是发展重工业。
搞个人崇拜，让国君成为超越一切的存在。
万一靠这个方法把国家统一了，恢复和平之后怎么管理呢？
韩非认为，既然战争机器那么厉害，当然是继续保持这种状态。并提出了三点规划：
第一，弱民疲民，鼓吹越穷越光荣。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听从使唤。
第二，加强严刑峻法，只要够严厉，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第三，个人专权，推行愚民政策。
4，秦国与苏联的崩溃
魏国曾经是战国第一强国。秦国不敌，丢了西河之地，对方随时能攻打雍城。
刀子架在脖子上的秦孝公，什么激进变法都能接受。
商鞅给的建议是让秦国变成一个穷兵黩武的战争机器，一切为战争服务。所以有了白起的虎狼之师。
没想到这种激进方法非常好用，让秦国统一了全中国。
胜利的人往往容易把手段当成目的，忘了法家的初衷只是让儒家的理念能够适应战国严酷的环境。
继续走全民备战路线的秦国最终耗尽了民膏民脂，成了残暴和失败的代名词。
后来的苏联也走了一遍秦国的路子。
20世纪初的沙俄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农民占大多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废除了农奴制，搞了土改后，俄国的农民已经变成了有产阶级。
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无产工人阶级，只在少数大城市有一点。
农民阶级要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无产的工人阶级要大家共享财产。两者立场不共戴天，自然地互相就打了起来。
人数较少的工人阶级，靠着严格激进的管理方式打赢了农民阶级。
首先，工人阶级组织能力强，布尔什维克成立了专门的纠察队跟在队伍后面枪毙逃兵。农民不习惯被管，大家经常一盘散沙，互相抬杠。
其次，工人阶级打仗时可以随意搜刮地主和富农的粮食，而农民阶级不行，农民互相都认识，农村人情味重下不了手。
如果没有这种战时激进的管理手段，布尔什维克就不可能成立苏联。也不会有在诺门坎打败日本人，在莫斯科挡住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扭转战局的故事。
他们也许会遭遇当时中国人的命运，任由侵略者拔城掠地，烧杀抢掠，到处大屠杀，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
人们在某种手段获得了意外成功以后，容易把手段当成目的。
斯大林继任者们没有注意到，由于核武器的出现，大国之间的热战概率已经变得越来越低。
可苏联人路径依赖，继续消耗大量资源，准备去和美国决一死战，而没有把重心放在社会治理能力，科技和经济这些软实力上。
这样一来，苏联人的生活水平就没有机会超过美国，人们就会发现布尔什维克的制度没有优越性。渐渐地都失去了信心。
5，法家的理想主义
大话西游里孙悟空面临一个纠结的选择，如果获得神力，那就要出家，就失去人世间的幸福，失去紫霞仙子。如果要人世间的幸福，那就失去神力，就会被敌人杀死。法家面临的问题也是如此。
有人觉得这种非此即彼的思想太极端了，我们完全可以两者兼得。比如荀子和马克思。
荀子认为实行秦国的变法，让国家变强，用武力最终完成统一大业是彻底消除战争的必要手段。
但在这之后，要对人民好一点，藏富于民，因为长期来看，只有民富了国才能稳定。
另外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要对王权进行限制。所以统一之后不能继续用严刑厉法来统治，而是要回归道德的约束，用道德治国。“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
人之初性本恶，为了让大家内心产生足够的道德力量来压制内心的邪恶。我们就必须提高人民的教育水平，让大家都成为高素质的人。“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轻师而贱傅。”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战争和革命，消除敌人。建设一个没有外部危机的社会。之后通过发展，通过教育，让人人富有，人人都有极高的道德水平。
如此一来，人们就能像家人那样相处，会自动自觉地为这个社会出力。不再按劳分配，而是按需分配。
后来马克思整套方法论和社会最终追求，都是学荀子的。
马克思和荀子一样都相信性恶论，认为所有人都是自私的，自发地去争夺有限的资源。所以才会有阶级压迫。
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必须通过暴力手段，建立一套人人平等的新秩序。关键就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消灭国家，实现全球大统一。
在人类彻底统一之后，通过教育让人人都有极高的道德水平，不再需要利诱，就能自觉自愿地去发展生产，实行按需分配，最终达到共产主义。
四，儒学在汉朝的发展
1，政权合法性
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可以简单理解成，人民对你当政的支持度。这个支持度受两个因素的影响最大。
第一，言行是否一致
国家要有一个明确的奋斗大目标，而且政府的所有行为都要为这个大目标服务。这样一来人民就会觉得政府说的和做的是一样的，很真诚，大家就会支持。如果政府说一套做一套，那么支持率就会暴跌。
第二，能否吸纳精英
人类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总有10%左右的人非常鸡血，此生不干出大事业誓不罢休。90%左右的人只想过普通人日子，安安稳稳就好。
政权想要稳定，一定要想办法吸纳这散落在全国各个角落的鸡血人。你如果不把他们招安到自己手下，那么他们就会自己去壮大自己的势力，形成不稳定因素。
2，汉初的政治危机
刘邦想要号召大家一起来推翻秦朝，就必然要说出秦朝政治制度的缺陷。
刘邦指出，秦朝这种郡县制度，把所有资源都集中到皇帝手上，导致老百姓民不聊生，受尽压迫。
所以汉朝推翻秦朝邪恶的郡县制是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之后有人甚至写出《过秦论》来跟秦朝割席。
既然郡县制那么不好，推翻秦国后，自然要重新实施周代的分封制度。这样才能永远消除中央集权给人民带来的压迫。
可后来刘邦发现现实往往没有那么简单。
分封制会导致诸侯势力越来越大，各自为政，甚至开始威胁中央政权。同时北方匈奴实力越来越强大，经常来侵略。分封制会导致国家资源分散，很可能打不过匈奴。
如果要解决这两个问题，那么就必须中央集权，才有能力去削弱诸侯，抵抗匈奴。等于是又回到了自己反对的秦国那套折腾老百姓，穷兵黩武的路线。
怎么办？陷入了逻辑死胡同了。
刘邦的做法是不管那么多，尝试恢复秦朝的郡县制度，消灭各个异姓王，先后干掉韩信，彭越，英布等人。
他这种言行不一致的行为，严重动摇了汉朝的合法性。
另外一个动摇汉朝合法性的原因是，汉朝没有能有效地吸收社会精英。他们没有往上流动的机会，只能在民间搞事情。
这是因为刘邦和军功集团搞了一个白马之盟，规定非刘姓不封王，非军功不封侯，非侯爵不能担任宰相。
简单说就是只有官二代有资格当权。草根即使能力再强也没用。把权力死死地控制在他们这个小集团里。
3，董仲舒的改革
摆在董仲舒面前有两个矛盾的需求。
第一，汉朝是打着恢复儒家的分封制旗号来反对秦朝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如果不继续高举推行分封制的大旗，转而支持郡县制，大家就会觉得我们是言而无信的流氓。
第二，我们汉朝现在内有诸侯威胁，外有匈奴侵扰，必须改成秦朝的郡县制，加强中央集权，把全国力量集中起来，才能获得生存机会。
董仲舒才高八斗，这种问题自然难不倒他。
他提出了汉朝特色的儒家学说。
说白了就是打着儒家分封思想的旗号，干着郡县制中央集权的事情。
汉朝太子教育方式也是按照这个套路来的。
太子读的教材儒家经典《尚书》，里面的内容全都是儒家周公的分封制有多好。
但老师实际讲的是法家，商鞅那一套中央集权治国理论。
我们一起看看董仲舒具体是怎么改革的。
①理论创新
汉朝推翻了秦朝的郡县制后，又准备往郡县制发展，这不是推翻了个寂寞吗？
董仲舒对此的回答是，并不是推翻了个寂寞，我们制度上有创新。
首先人类文明发展，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要像管理一个家那样来管理整个社会。让社会充满人间亲情。这就是道，是天的产物，永恒不变。
实行道的方法，就是制。制是不断变化的，管理一个家的方式也在不断变化。夏朝靠忠诚，商朝靠祭祀，周朝靠亲情。
每一个朝代，都改正了前朝的错误，同时都有自己的制度创新。所谓新王必改制。
因此秦灭六国是合理的，秦国结束了战国的动乱。
汉取代秦也是合理的，因为秦实行苛政，对人民不好，只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
而我们汉朝，虽然在往郡县制方向发展，但废除了秦的苛政，让了更多利益给广大人民。这不就是政治制度的进步吗？
②保留旗号
汉朝号召大家推翻郡县制时，打的旗号是要恢复分封制。因此吸引了一大堆分封制的粉丝加入革命。现在如果改成郡县制，等于背叛了当时一起上战场的兄弟。怎么办？
为了前后逻辑一致性，我们绝对不改旗号。之前说了要恢复儒家的分封制。嘴上就一定要做到，所以我们必须高举儒家学说，以经典《春秋》作为施政理论基础。
但在具体操作层面，我们要用实用主义去淡化制度之争，哪种方法制度灵我们用哪种。所谓不论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如果有杠精质疑我们分封制落实进度，就说我们在初级阶段，等时机成熟一定全面落实分封制。
这样一来，我们既可以保持旗号不变，又可以用郡县制获得力量。在这个过程中，让利一部分给老百姓，让大家能真实感受到生活水平提高。
只要老百姓实际生活水平提升了。他们就会认为，你声称的用儒家分封制治理天下是真的。除了个别杠精，真的没有人会去纠结自己生活水平提升，究竟是不是制度导致的。
③吸纳社会精英
通过建立察举制度，向全社会的精英敞开了政治大门，打破了军功集团对政权的垄断，让汉朝皇帝变成了整个国家真正的代言人，获得了全社会发自内心的拥护。汉朝第一个布衣宰相，公孙弘，就是汉武帝任命的。
④约束皇权
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学说，如果皇帝表现不好，天公就不会作美。这给老百姓以及各级官员提供了批评皇帝的借口，一定程度上约束了皇权。
董仲舒的改革非常成功，让汉武帝毫不犹豫地，作出了独尊儒术，废除百家的政治决定。让汉家天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统治合法性。
所以汉武帝敢北征匈奴，南伐百越，东征高丽，西讨诸夷，倾举国之力，建立了不世功业。一度搞得国库空空，民不聊生，也没有遇到严重的政治挑战。
董仲舒对人类文明最大贡献，是他在两千多年前，就让中华文明具备了现代政治的所有特点，有了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价值”——以家庭之道管理社会，有了一个全民参与的公务员系统，有了一个能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社会评价体系。
4，王莽的改革
儒家的政治理论说要以《春秋》为指导纲领，以仁义治天下。但这个“仁义”和《春秋》的内容比较虚。
即便台面上大家都同意以儒家思想为纲领来建设社会，但在精英之间又无法就什么是儒家标准社会达成一致意见。
在这个背景下产生了很多争论。
皇帝问：“商汤灭桀，武王伐纣有没有正当性？”
有的人说：“没有，臣子怎么能造反皇帝呢？一点都不儒家啊。”
有的人说：“有，皇帝干得不好，大家就是可以造他的反。这很儒家啊。”
经济方面也在争论，负责财政的桑弘羊指出，国家要运转，就必须有钱。比起有什么事情就去加税，搜刮民脂民膏，政府通过成立国有企业来筹集资金的政治成本要低得多，收益也比较稳定，所以不能废除。
但也有的人指出国有企业质次价高，效率低下，贪污腐败横行，而且与民争利，导致经济发展陷入停顿，所以必须彻底废除。
最后搞出个折中方案，保留了盐铁专卖，废除了酒类和其他不太重要的国家垄断行业。
王莽是一个儒家原教旨主义者，他认为之所以有那么多争论，是大家根本就没有按照儒家所描述的那种大家庭社会去建设。只要我们把真正的大家庭建设起来，把按需分配落实。根本就不会有那么多矛盾，那么多利益冲突。
他取得政权后，就发动了改革。
首先王莽发动了土地改革，强行限制个人拥有土地数量，多出来的直接否定既有的产权。
然后实行井田制，类似人民公社制度。农民集体在公有土地上劳动，粮食上缴国库，每个人有自留地，满足自己家用。
然后搞五均六筦，就是供销社制度，政府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
最后搞公私合营，以前政府只是盐铁专卖，酒类布匹这些轻工业是私人的。现在重新全部收归国有。
总之，王莽改革就是重回计划经济时代。
结果可想而知，人民生活水深火热，社会发生动荡，西汉崩溃。
5，汉末儒学宗教化
汉武帝设立察举制度是为了让人才流动。但久而久之，整个系统开始腐化，这个选拔机制成了官员任人唯亲，利益再分配的工具。让士族垄断了权力，形成了门阀政治。
底层上升通道一旦锁死，老百姓学习儒家思想的热情就会断崖式下降。
老百姓没有主要信仰指导，就给了各种邪教乘机而入的机会，民间变得越来越迷信。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就是道家加一点佛教后，发展出的一个民间宗教。
我们从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发家史也能看出迷信的泛滥程度。
根据《后汉书·光武帝纪上》的记载，刘秀打下了长安之后，有人送来了一个符写着：“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的神秘签言。
随即被解释成上天选择刘秀成为天子的预言。没想到立刻收到了奇效，顿时让刘秀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得到了空前的增强。
刘秀突然发现，编几个神神叨叨的儿歌，画几个狗屁不通的符，居然有这么大的威力，于是就开始有意识地用签纬神学，作为统治合法性的来源。
但这种把儒学宗教化的行为，与儒家的现实主义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引发了上层知识精英，对儒家思想的抛弃。
儒学在东汉走偏了，变成了世家大族巩固权力的政治工具。而且在理论上向神学靠拢，政治理论和治国实践脱节。结果就是国家没有办法形成一种全民共识，脆弱不堪。
五，儒学的国际化
1，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尴尬
北方的少数民族，能骑善射，战斗力非常强大。
他们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后会遇到一个问题。
既需要用儒学的帮助来形成大一统，但又不被儒学认可。
这个怎么理解呢？
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就会结束颠沛流离的生活，转变为农耕文明。骑士变为农民，战斗力自然下降。
而中国没有什么天然地理屏障，大部分地区都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如果不用中央集权，把整个国家拧成一股绳，其他游牧民族就会入侵。政权就会像走马灯一样快速轮换。
所以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长治久安，就只能用儒家的大一统理论。
但早期的儒家思想，是一个纯粹民族主义理念，强调华夷之分，靠身份认同来实现凝聚力。少数民族显然不在自己人的范围里面。
怎么办呢？
2，北魏的改革
北魏的鲜卑族统治者，意识到要想结束乱世，长治久安，在中国这个独特的地理条件之下，只有儒家政治所宣扬的家庭式大一统是唯一的出路。
至于儒家华夷之分的问题属于小事情，我们可以全盘汉化嘛。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以南征为借口，迁都洛阳。随后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汉化改革，强迫原来的鲜卑人放弃胡人习俗，改汉姓，穿汉服，说汉语，尊孔子，全面推行儒家政治。
但这种激进的改革，让部分鲜卑人在情感上很难接受。加上当时边镇军人的待遇问题也没有处理好。
孝文帝死后不久，北魏边镇军人发动了叛乱，北魏灭亡，分裂成了宇文泰建立的西魏和高欢建立的东魏。
东魏的高欢，为了避免重蹈北魏的覆辙，完全放弃了儒家政治。
西魏的宇文泰比较有远见，他知道在中国这个独特的地理条件下，只有继续推行儒家政治，实现统一，才是他这个政权唯一的出路。
3，宇文泰的改革
摆在宇文泰面前的是一个矛盾，既要用儒家思想来让政权稳固，又不能让鲜卑族意识到自己被汉化了，以免大家产生抵触情绪。
怎么办呢？
灵机一动的他规定不仅鲜卑人要取消汉姓恢复本族名字，汉族也不准用汉姓，要改成鲜卑人的名字。
这样一来，鲜卑人就获得了民族自豪感，军队凝聚力大大增强。
同时，因为汉族都变成鲜卑人了，所以儒家的华夷之分就没有任何意义。
这个时候再推行儒家学说，就毫无阻力了。
随后宇文泰颁布了《六条诏书》，规定全国的官员，都必须按照儒家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并按照儒家的政治规范，进行了全面的政府改组。导致西魏的国力大涨。
经过这次改革，儒家学说也完成了一次升级，儒家学说的大家庭成员的标准，不再以种族划分，而是改成了以信仰为划分。
不管你是什么民族，只要你相信儒家思想，认可大家庭式管理，追求大一统。那你就是正统儒家，就能得到儒家知识分子的鼎力支持。
至此追求大一统，以及保住大一统成果，就被刻入了中华文明的骨子里。
4，大唐盛世
西魏这一脉鲜卑人，最终统一了中国，让中华文明走入了大唐盛世。
唐朝能强盛，有两点非常关键，一个是国际化，吸纳了各族人民的精英。
唐代的上层社会，李世民只有1/4的汉人血统，高仙芝是朝鲜人，哥舒翰是突厥人，安禄山是粟特人，建立后唐的李存勖是个沙陀人。大诗人李白，出生在吉尔吉斯斯坦是个胡人。
另一个是发明了科举制度，让儒家思想从一种世家大族的小圈子文化，走向了普世化，变成了一种全民的价值取向。这种思潮如此强大，让唐朝变成了当时东亚世界的灯塔。
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学说本质是一个开放体系。它基于把天下变成一个大家庭的根本原则，能兼收并蓄，海纳百川，适应不同的时代。
六，儒学的高定方案——理学
朱熹认为儒家学说是在农耕文明的初级阶段为周朝的分封制打造的。
现在农耕文明发展到了成熟期，遇到了两个根本性问题。
一是要彻底消灭来自游牧民族的威胁，让人民获得安全感。
二是解决人口无限扩张但土地不能无限扩张的矛盾，让人民不会饿死。
为此我们要专门定制一套儒家思想，于是朱熹提出了理学。
1，把听话当作宗教来崇拜
跟骑在马上的民族比战斗力，农耕文明肯定是比不上的。所以内地的农民就必须团结起来，用人数优势弥补军事能力的不足。
所以一切都要为绝对中央集权让路。为此我们就必须打破世家大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防止军人干政，甚至不允许文臣集团和皇帝分权。
那怎么才能让大家不要老想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去挑战皇权。而是乖乖听话呢？
理学给出的答案是：以孝治天下。
这个孝跟我们理解的孝顺父母不一样，这里是指，所有人单方面地向皇帝效忠，并把这个目标变成一种宗教式的全民信仰。
2，游牧民族威胁的消失
游牧民族战斗力和机动性都很强，农耕文明团结起来可以抵抗外来侵略，但无法完全击败他们。
但这样的话，游牧民族就可以过来风筝你，你来打我我就跑，你回去耕田我就再来骚扰。还是永世不得安宁。
怎么办呢？
答案是可以让他们来统一我们。
反正现在的儒家学说已经抛弃了华夷概念，你只要同意儒家的理念，支持大一统，那么你就是中国人。
清兵入关，满族人入主中原后，建立清朝。
这是一个游牧和农耕合体的二元帝国，困扰农耕文明千年的死结，彻底地被消除。
没有了外部威胁，加上孝道的不断拔高。让皇帝威望到达了顶峰。
与此同时精英阶层之间也达成了要为皇帝卖命的强力共识，这让精英阶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凝聚力。
清朝晚期即使遇到了太平天国运动和穆斯林大叛乱，无论是手握重兵的汉族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又或者是蒙古亲王僧格林沁，都没有做出过拥兵自重，分裂朝廷，甚至是篡夺皇权的举动。而这在其他朝代的末世，都属于家常便饭。
3，延迟马尔萨斯效应
因为人口是无限扩张的而土地开垦不是无限扩张的，所以会出现，土地种出来的食物不能养活所有人的时候，到时大家一定会因为抢食物而大打出手。我们也称为马尔萨斯效应。
在当时儒家知识分子的认知范围内，无法解决这个矛盾。他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延缓它的到来。
所以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号召人们用精神层面的追求，去压制物质层面的需求。通过不断说教让人觉得享受物质，铺张浪费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只有把人们的物质消耗维持在最低生存水平上。才能延缓马尔萨斯效应的到来。
后来的皇帝采用了朱熹的思想，导致明代和清代官员的工资收入，是中国历朝历代最低的。当然还有各种压抑人性，压制欲望的主张。
理学思想的理念，让清朝到达了农耕文明的巅峰，人口5亿，成为世界第一大国。
4，理学连带儒家受到质疑
儒学是一个操作系统，商鞅的法家，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还有朱熹的理学，都是这个操作系统面对不同外部环境的高度定制方案。
当外部环境变化后，某套高定方案也许会失效，不意味着操作系统本身失效。可惜大部分人分不清楚这里面的区别，以为理学就是儒家本身。
1840年，珠江口炮声，让中国知识精英，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并引发了一场对自身儒家文化的全面自我否定。
第一个跳反的是洪秀全，他觉得基督教比儒家高级，要在中国普及基督教。
于是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声援下，展开宗教战争，烧四书，砸孔庙，毁寺观。意图把整个中华文明连根拔起。
伊斯兰教也趁你病要你命，在整个中国西北西南，杀得腥风血雨，妄图分裂中国。
以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为代表的，这些儒家知识精英坚守下，儒家文明熬过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双重夹击。
但儒家文明没能熬过五四运动。
因为中国当时的儒家学说是给农耕文明定制的，含有大量的压抑人性的内容。面对工业文明的代表思想，无论是美国的自由民主，还是苏联的共产主义，都毫无还手之力。
所以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们，把清末以来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全都归罪于理学背后的儒学思想。
并且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家文明是一个落后的文明，中国要想强大，就必须全面自我否定，然后要么学美国，要么学苏联，除此之外别无他路。
但事实上，理学不行了，不代表儒学不行了。整个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们，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种认知上的失误，导致了中国走了近百年的弯路。
七，日本是儒家在东亚的影子
1，日本没有理学的困扰
日本给我们证明了儒家学说可以快速转变成现代模式。
唐朝开始，儒家学说成了东亚的普世价值观。日本人也不例外，成了儒家学说的信奉者。
但日本没有接受朱熹的理学，他们更接近儒家的原教旨主义。
日本之所以没有像中国一样接受理学，是因为日本是岛国。没有外来侵略的压力，所以就没有大一统和中央集权的需求。
另外日本的人多了之后土地不足问题不是特别明显，这是因为在675年的飞鸟时代，天皇颁布了肉食禁令，导致日本人身体变得非常矮小。这让他们饭量比中国人少很多。
没有外族入侵压力，又吃得饱饭。这让日本得以保留了周朝的最原本的儒学体系。他们一直按照周朝的方式，搞分封制。一个没有绝对实力的天王，带着一帮诸侯。
反观东亚其他国家，不论是中国、朝鲜，又或者是越南都要承受着巨大的外来侵略的压力。又面临着周期性的马尔萨斯效应所引发的农民起义。
所以对这些国家来说儒学就必须高度定制，发展出理学，一边追求大一统和中央集权。一边压抑人性，把资源消耗降到最低。
理学这种高度定制化的思想，可塑性很弱，锁死了变化空间。一旦环境改变，是没有日本反应快的。
所以当美国人驾着黑船来袭，强迫日本从农业文明进化到工业文明的时候，日本反而没那么多约束，能直接把儒家思想和现代政治对接。
2，明治维新与溥仪退位
日本的明治维新，不是什么“西化”的成功，而是儒家思想的胜利。
1853年四艘被涂成黑色的战舰，强闯横须贺，引发了日本社会的全面危机，挑起了日本倒幕运动。
倒幕运动是一场权力之争，目的是改变幕府僭主政治，让天皇重回权力中心
这个行为没有脱离儒家思想，恰恰是儒家政治遇到强大外敌时，才所采取的经典套路。
搞废藩置县，就是中国历史上大一统和中央集权。
搞君主立宪，本质就是用现代话语表述一遍君权神授。
开创议会，建立政党，最初的目的，是给废藩置县后的贵族和武士们一个重新参政议政的机会。本质还是分封制的一个体现。
因为明治维新没有放弃日本的儒家传统，所以改革阻力非常小。
维新后，日本以天皇为纽带，组成了新的中央政府，彻底实现了大一统和中央集权，实现了军队统一，税收统一，政务统一，有能力调动全国的资源。一跃成为世界强国，打破了西方的人种和文化神话。
所以明治维新本质上，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进行的一场全日本范围内的大一统和中央集权运动。
整个日本拧成一股绳之后，后面的一系列促进工商业发展的“西化”政策，才能发挥作用。
可在同时期，清朝也实行了一系列的工商业的“西化”政策。为什么两国后面的路子会如此不同呢？
答案是大清没有那么好的运气，大清作为东亚的焦点，他受到了来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强烈冲击。
宗教战争可不像日本倒幕运动只想把权力从诸侯转移到天皇头上。
他们是想用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去断掉中华文明的根，你死我活没有一点回旋余地，打了十多年，死了上亿人。
大清为了打赢太平天国战争和平定穆斯林叛乱。
向外国人借取了大量经费，之后为了还钱，甚至把海关关税让给外国人掌握。
后来朝廷经费继续不足，只能放权给军队，让他们可以自主发展，自主赚钱。这样一来，军队就变成了私人武装，出现了军阀割据的苗头。
这个时候清朝事实上已经失去了中央集权的能力，自然不断被列强欺负。
精英们沉浸在对儒家思想的自我怀疑之中，越来越走上了歧途。
1905年，袁世凯和张之洞联名提议放弃科举制度，正式与儒家知识分子割席。清朝王室从此不再是儒家思想守护者。
一旦离开了这个护身符，满清政府立刻就变成了一群蛮族统治者，失去了政治上的合法性，溥仪也就不出意料地退位了。
3，日本与王阳明心学
儒家学说的核心是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去管理社会。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人生目的就是要做圣贤，为全天下的人民服务。
至于怎么做圣贤，有两个思路，一个是朱熹的理学，一个是王阳明的心学。
朱熹告诉你，只要专注观察世界，那么就能去除心中杂念，心中无杂念后，就可以理解天理。理解天理，就可以算是圣贤了。
王阳明告诉你，天理在每个人的心理。只要遵循内心的引导，响应内心的渴望，就能找到天理。就算圣贤了。
如果学了朱熹的理学，会觉得参与国家大事只是当圣贤的一个途径而已。自己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内心清净也能当圣贤。
如果学了王阳明心学，会觉得不参与国家大事，不实现自己的宏大愿望，就不是圣贤，就白活了。
日本儒学发展过程中，没有接受朱熹的理学，却对王阳明的心学格外感兴趣。
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变成了现代国家。现代国家的一个关键指标就是，他的国民是否认可，一个想象出来的命运共同体，并愿意为之付出一切。
想象的共同体概念与王阳明的鸡血哲学相结合，让日本社会里面，人人都把自己当根葱，谁都觉得自己是个圣贤。既然是圣贤，你就该为国家出谋划策，鞠躬尽瘁。这导致日本街头巷尾到处都是忧国忧民的愤青。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黑船来袭后，整个日本武士阶层躁动不安，他们都有着极强的主人翁意识，觉得自己是圣贤，自己的看法就是正确的。他们经常不顾任何代价去自发行动，而且行为非常极端，裹挟着整个日本社会。
比如沙皇尼古拉二世访问日本的时候，一个叫三藏的警察，因为怀疑俄国人修西伯利亚铁路的动机，拿刀就去砍他。酿成日俄外交危机。
再比如1931年，日本首相犬养毅，认为日本不宜扩大对外战争。日本的民粹主义者，直接就冲进了他的家，将他射杀。
在甲午战争中，日本已经形成了民族认同，全体效忠的是以天皇为代表的国家，全国上下拧成了一根绳。上至天皇，下到妇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人人都把国家的事当成自己的事。
而同时期的中国完全是一盘散沙。
中国军队虽然表面上归属于朝廷，但实际上要么听命于李鸿章，要么听命于湘军大佬，没人听从皇上的命令。
主战的朝廷没有兵，有兵的李鸿章不想打，一门心思想着保存实力，其他的人要么在看热闹，要么在瞎起哄，整个战争根本就没有一场通盘规划。
北洋舰队虽然厉害，但一直受到主张削藩的保皇派在经费上的刁难，很多准备工作根本就没做好
战败一开始就已经注定。
4，日本走向邪路
日本明治维新后，西方思想涌入，许多日本人成了自由民主思想的铁粉。喊着要废除天皇，把日本改造成民主国家。
这种思潮动摇了日本政府的合法性，因为日本政府是按照儒家理论建立的皇权体制，天皇代表家长，管理一个大家庭。家庭内不能搞投票，否则会破坏家庭和谐。
于是天皇很生气，说他们是“身为日本之籍，其心欲化异邦之俗，实为国家盗贼。”
并请了井上哲次郎，重新叙述日本天皇制度的合法性。
井上哲次郎说，一个国家想要强大，有两个前提条件，一，要团结。二，要爱国。这是所有西方强国走的道路。我们学他们一定没错。
那怎么才能团结起来呢？我们需要天皇这个大家长作为大家团结时的凝聚点，这样国家才能真正强大。
但这个说法并不是特别有说服力，国内质疑声没有消失。直到1895年甲午战争胜利以及1905年的日俄战争胜利。大家忽然觉得井上哲次郎的理论无懈可击，天皇的支持率飙升。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天皇制，在和西方自由主义对抗的过程中，它并不是靠逻辑压倒了对方，而是靠日本历次对外扩张战争的胜利，来反证它的合理性。
既然天皇的合法性来自战争胜利，那么天皇想要继续执政，就要为战争继续胜利这个目标服务。
这就违背了儒家最根本的目的，像大家庭一样以仁义治天下，而变得像商鞅和李斯搞的，儒家极端修正主义——法家的政治原则。
近代的日本很像中国的秦朝，靠着儒家思想的一个变种，快速地崛起，然后又迅速地灭亡。
八，儒家学说的升级
1，毛泽东升级儒家思想
西晋末年五胡乱华，中国人对儒家文明失去信心，觉得要从外来思想里找解决方案。因此南北朝时用佛教代替了儒学。
20世纪初，列强欺负中国。中国人又到了觉得自己不行，要找外来思想的时候。
当时世界范围内最时髦的政治路线就两条，一条是美国的自由民主。另一条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因此一部分知识分子主张往西方民主国家方向发展。另一部分知识分子想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找出路。但这两条路在实践中都走偏了。
蒋介石的国民党打着民主，民生，民权的口号，表面上把中国往西方民主国家方向带。但他实际干的是专制的事情，搞大量特务维稳。自然无法得到广大知识分子真心认同。
共产党在遵义开会前，都听共产国际的，遵循马克思主义，动员工人阶级起来反抗。没想到当时工人阶级力量非常小，全号召完也没几个人。自然发展得不顺利。
遵义开会之后，毛泽东彻底掌握了领导权。他觉得无论是西方的自由民主，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儒家政治纲领更适合中国。
儒家的大一统是中华民族能生存的核心价值，维持它最好的方式就是中央集权。而西方民主制度并不会把中央集权作为核心价值。
儒家的家庭理论，要求统治者代表所有人的利益。而马的理论只能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并没有把所有人都当家人对待。
所以毛为了革命事业能更顺利的进行，准备用回儒家政治纲领。
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五四后儒家思想已经被大家批臭了，成了落后愚昧的代名词。宣传上暂时不能继续用。
所以毛只能一边高举西方思想旗帜，一边在操作层面实行儒家政治纲领。
这个情况跟西魏的宇文泰手法是一样的，直接宣布汉化会导致鲜卑族士兵的反感。那么就宣布全体汉人鲜卑化，大家变成一家人，一下子解决了民族团结问题。后面彻底统一中国，为大唐盛世打下了基础。
毛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地把中国统一了。并且通过革新组织系统，信息传递系统。让儒家思想从以前的知识分子专属下沉到每个老百姓身上，让政府对整个社会的动员能力大大提升。
在中国还没有工业化前，就让全体中国人做好了适应工业化的准备。为后来改革开放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2，理论和现实脱节问题
改革开放后，全面导向实用主义。
政府成了儒家思想核心价值的代表。
在政治领域，坚持中央集权。为大一统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保驾护航。
在经济领域，资源型经济由国家来掌控。创新型经济，让民企去主导。把生产效率最大化。
但在宣传教育领域，为了保持思想的连贯性，我们沿用了马哲。
但马哲的一些观点比如消灭资本家，按需分配，共享财产等。跟现实情况存在一些差距。
这导致了部分学生在课堂上因为理解不了而产生困惑。
如果要让大家的凝聚力更上一层楼，我们需要继续努力找出马的理论和儒家理论的共同之处，试图把他们整合起来。
或者说等到哪天我们实力非常强大后，可以自信到抛弃所有西洋学说，光明正大地高举儒家学说，
九，东升西降的时代
1，民主制度成功运行的条件
总有人问为什么不能全盘西化？为什么要坚持大一统？
并提出我们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应该举行全民公投，投票结果是什么就怎么做。用什么方式统治，出什么样的法律，分裂还是统一，谁应该上台都应该投票。
这样才够人权，够尊重每一个人的意愿。
我们的答案是：
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并不符合人类的历史发展潮流，整个意识形态都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终将被历史淘汰。如果不坚持发展儒家思想，中国人会跟他们一样掉坑里。
什么？什么？要不我们还是先聊一下，为什么有些中国官员全家人移民美国这个话题好不好？
答案很简单：
因为欧美政府对自己的人民，比中国政府对自己的人民好。换句话说中国的平均人权是低于欧美的平均人权的。
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说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正确的潮流，而西方不是呢？
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西方民主制度之所以能成功的两个因素。
第一，对外搞钱能力
民主制度的优势是形式正义，人民通过选票把政府选上台，让民主政府天然具有无可匹敌的合法性。
但这个制度有一个缺点，就是维护它的成本特别高。
每个公民都有选票，意味着每个人都有一部分政治权利。既然大家都是有权的人，那么政府从公民身上搞钱的能力就被限制了。
不仅如此，政府还要特意讨好这些有权的人民，否则老百姓凭什么选你。无论是直接发福利还是雇人来照顾老百姓，都是天量的金钱支出。
民主政府对内搞钱非常困难，又要不停地对内发福利。想要正常运转，就必须具备从外部搞钱的能力。或者说需要具备相对于别国的明显优势。
要么武力强大，可以去掠夺，去殖民，去奴役别人搞钱。
要么金融业强大，可以去割韭菜，卖P2P。
要么科技强大，可以通过卖高附加值科技产品去赚别人钱。
要么教育强大，可以卖文凭。
美国民主为什么运行得比较顺畅？
因为对外搞钱能力超强，美国的钱是世界货币。他们可以直接印钱获得财富，即使债台高筑也没有问题。
为什么非洲，拉美，东南亚，中东国家，一搞民主就乱？
因为他们从外面搞不到钱，又必须给选民发福利，结果就是靠抢劫内部富人。把整个国家搞乱，接下来必然是军事政变。
所以说民主制度不是普适性的，它要想顺利实施只有从外面搞到钱才行。
而要做到永远可以从外面搞钱，除了保证自己军事，科技，经济绝对领先之外，还要让世界大部分人保持穷苦状态，因为只有穷了才会短视，才愿意为了眼前蝇头小利去当垫背的。穷尽自己的一生，为他国的民主制度买单。
第二，基于公民身份的种族隔离
民主的古罗马共和国，东征西战，把抢到的财富和奴隶分给大家，让罗马公民可以少交税的同时生活又过得富足。政府自然获得了惊人的支持率。
但后来国家越扩越大，所有地方都变成了罗马共和国的地盘，这样一来罗马共和国就没地方搞钱了。民主制度也就无法维系。
西方民主制度本质上是一种通过赚外国人的钱，对本国人好的制度。
他们必须实行基于公民身份的种族隔离，对什么人能有投票权作出一定限制。否则承担不起投票权扩大所带来的经济压力。
美国当年占领古巴和菲律宾，但后来宁愿放弃土地也不给当地人投票权，绝对不能让他们融入美国。
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但不会给巴勒斯坦人投票权，让他们融入以色列。
大英帝国瓦解，不是因为他们想放弃殖民。而是他们不想给印度人，南非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投票权。
这个逻辑从西方文明诞生的那一天就刻在了基因里。民主制度能够生存的根本，就是基于公民身份的种族隔离。
2，儒家政治代表所有人的利益
地中海的航运便利，让古希腊古罗马发展出商业文明。商业文明让他们建立了尊重私有财产，尊重个人自由的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下建立的政治体制，也必然是一种交易，一种权力博弈游戏。
民主制度通过票数间接展示了各方暴力能力的大小，拥有最多暴力能力的派别上台。所以西方文明的每次选出的政权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
古代中国人面临的生存压力比欧洲人高得多，想要抵抗强大的游牧民族，我们就必须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为了让大家建立集体意识，就必须找一个彼此之间能产生认同和共鸣的说法。我们选择了儒家文明。
儒家学说宣扬整个天下就是一个大家庭，我们都是家庭成员，围绕在爹周围，爹替我们出头。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要建立一个在绝对权威之下的人人平等的社会。生产资料的分配，都是由这个绝对权威来主导的。
所以谁要当儒家政权的统治者，就必须兼顾所有人的利益。理论上要公平对待每个人，要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这样才能获得政治合法性。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没有以奴隶为主要生产力时期的原因。
从经济政策上也能明显看出这个特征。
当汉朝对匈奴作战，急需钱的时候。汉武帝并不能随意加税，因为这个不是对待家人的做法，违反了儒家基本价值观。
但没钱打不赢匈奴，怎么办？
我们知道经济有两种，资源型经济，比如矿产，石油，水电，给谁谁发财。创新型经济如汽车，手机，互联网需要不断内卷。
如果把资源型经济给私人就会产生超级富豪，给国家的话，既能满足财政需求，又能减少百姓税收。
所以桑弘羊在当时给出的解决办法就是建立国有企业，控制资源型经济，搞盐铁专卖，酒类专卖。
通过国有企业为国家筹集必需资金，是中国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发明的专利。后来西方马克思，凯恩斯，斯大林都是模仿者。
3，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西方主导的世界分工大致这样：
美国负责提供货币，维护世界安全。中日韩欧洲提供主要工业品。其他国家负责原材料。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民主制度，除了要保持他们金融，科技，教育，制造等各方面的优势地位之外，还要保持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处于落后，失败和贫穷中，这样这些国家才愿意为美国所谓的先进东西买单。美国才能赚到钱讨好自己的选票们。
所以美国经常打着自由人权的口号，通过各种手段去打压别国发展，以各种方式去推翻不听话的别国政府，把全世界搞得动荡不堪。
中国由于文化和制度的优势，在种种限制下突出重围，工业制造能力很快就超越了西方，在世界上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大。
为了防止中国挑战美国的地位，美国就必须想办法，让生产力分散而不是集中在中国手中。
所以美国制造贸易壁垒，引导工业生产分流到其他国家去。
如果一直跟着美国的规则走，那么中国人就要放弃伟大复兴，永远做世界二等公民。
为了子孙后代，为了世界和平，中国必须改变现存世界的游戏规则。虽然说改变现有游戏规则，会导致暂时被孤立，被不理解，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走的路是对的。
我们要确立一个什么样子的新规则呢 ？
冷战后，在美国的带领下，全世界已经形成了美国版的全球化。
但美国版全球化，是建立在西方国家对外吸血的前提下的。会不断地产生纠纷，压迫，杀戮。
中国版的全球化，要在美国版的全球化基础上，消除民主制度的弊端。实现全球大一统升级版。
这样才能真正消除战争和贫穷。真正实现零关税贸易，科技人才的自由流动，实现人类文明的下一个飞跃。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了这个宏伟愿景。
在美国打压各国，让各国持续贫穷时。我们反其道而为之，通过帮助非洲，中东，东南亚的国家发展基础建设，让他们更快地富裕起来。融入到以中国为首的儒家和谐大家庭里面来。
这几年我们可以留意到这个进程在加速。
因为随着短视频的普及，让大家很容易了解彼此的近况。世界正在从一个陌生社会，变成一个熟人社会。
熟人社会之间更容易产生同理心，更想为他人的利益发声，为他人抱打不平。
比如以前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杀了上百万人，没有引起多大反响。
现在加沙死了几万人，世界人民就坐不住了。很多学生冒着被学校开除的风险，去替巴勒斯坦人出头。
随着世界政治生态的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认可并支持中国的游戏规则。意识到搞西方文明那种民主国家小圈子是没有出路的，一起创造可以让大家都富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