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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11日，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去世。BBC的记者罗伯特·普卢默在他的报道中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皮诺切特是杀死了智利，还是治愈了智利？"

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层的误解：许多人认为，智利的自由市场改革是皮诺切特用刺刀强加给这个国家的。

他们想象着一个简单的故事——皮诺切特挥舞着枪杆子，强迫人民接受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说。

最后，智利成为了南美唯一的一个准发达国家。

但历史的真相远比这复杂。

如果仅仅依靠暴力就能改变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那么为什么那么多南美军事政权都失败了？为什么智利的市场化改革在民主恢复后不仅得以保留，还被历届民选政府深化和扩展？

答案在于一场持续了近四十年的观念战争。

这是一个关于思想如何战胜枪炮、理念如何重塑社会的故事。它始于1955年的一份不起眼的学术交流协议，最终改变了整个拉丁美洲的经济思想版图。

1955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与智利天主教大学签署了一份合作协议。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慷慨解囊，资助智利学生到芝加哥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

这个项目的灵魂人物不是米尔顿·弗里德曼，而是阿诺德·哈伯格。

这位温和的教授有着明确的目标："教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展示经济学如何与现实世界相联系。"

当第一批智利学生抵达芝加哥时，他们面临的是文化和思想的双重冲击。塞尔吉奥·德·卡斯特罗，日后的财政部长，回忆道：

"我们来自一个国家主导一切的环境。在智利，没有人质疑政府干预的必要性。突然间，我们听到了完全不同的声音：市场可以自我调节，政府干预往往弊大于利。这简直是异端邪说！"

1956年到1964年间，共有26名智利学生在芝加哥大学学习。他们不仅学习了价格理论和货币政策，更重要的是，他们接受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

然而，当这些满怀理想的年轻经济学家回到智利时，等待他们的是冷遇和嘲笑。

天主教大学经济系前主任多米尼克·哈切特在《芝加哥学派》一书中回忆："我们被视为美国的走狗，被指责接受了'大撒旦'设计的意识形态。但我们坚信自己接受的是科学的训练，而不是意识形态。"

在整个1960年代，芝加哥男孩们只能在天主教大学的小圈子里传播他们的理念。主流社会对他们不屑一顾。智利最大的大学——智利大学——的经济系仍然被结构主义思想牢牢控制。

尽管处于边缘，芝加哥男孩们并没有放弃。他们默默工作，准备着。

1969年，机会似乎来了。保守派候选人豪尔赫·亚历山德里参加总统竞选。芝加哥男孩们兴奋地准备了一份189页的"经济发展计划"，因其厚重而被戏称为"砖头"。

这份文件包含了他们的核心理念：解除管制，开放市场、私有化国有企业、削减政府开支，控制通货膨胀、降低关税，融入国际市场。

然而，结果令人沮丧。亚历山德里本人拒绝了这份计划，认为它"太激进，太疯狂"。即使是保守派政客也不愿意接受如此彻底的市场化改革。

芝加哥男孩们再次被边缘化。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历史的车轮即将急速转动。

1970年，社会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以36.6%的选票当选总统。对芝加哥男孩来说，这既是灾难，也是机遇。

阿连德政府实施了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大规模国有化私营企业、印钞票来资助社会项目、实施价格管制、限制进出口。

结果是灾难性的。到1973年9月，通货膨胀率达到了惊人的1000%。商店货架空空如也，黑市猖獗，社会陷入混乱。

一位芝加哥男孩后来回忆："阿连德无意中成了我们最好的宣传员。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我们一直在说的：政府管制和计划经济必然导致灾难。"

就在阿连德执政期间，芝加哥男孩们没有闲着。他们成立了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一个由爱德华兹家族资助的智库。

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建立与军方的联系。海军上将何塞·托里比奥·梅里诺成为他们的主要联系人。

塞尔吉奥·德·卡斯特罗后来承认："我们知道政变即将发生。我们要做的是确保，当尘埃落定时，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完整的经济计划。"

在这场观念战争中，媒体扮演了关键角色。El Mercurio，智利最大的报业集团，成为了传播自由市场理念的主要阵地。

1972年7月29日，El Mercurio的头版标题聚焦于"古巴的经济崩溃"。社论警告道："我们不想让智利成为古巴的翻版。"报纸不断刊登芝加哥男孩们撰写的文章，解释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经济学家埃米利奥·桑富恩特斯在1973年初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价格管制不能解决短缺问题，只会让情况更糟。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让市场自由运作。"

这些观点在当时仍然是少数派，但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倾听。

1973年9月11日，军事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府。皮诺切特将军掌权。

但鲜为人知的是，皮诺切特最初对经济政策毫无头绪。军人们擅长的是维持秩序，而不是管理经济。在政变后的第一年半里，军政府在经济政策上摇摆不定。

这正是芝加哥男孩们等待已久的机会。海军上将梅里诺把更新后的"砖头"计划交给了皮诺切特。这份文件不是用枪杆子强加的，而是作为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被接受的。

1975年3月，米尔顿·弗里德曼访问智利。这次访问后来成为争议的焦点，但它在当时起到了关键作用。

弗里德曼与皮诺切特进行了45分钟的会谈。据在场人员回忆，弗里德曼直言不讳："将军，你必须进行'休克疗法'。半心半意的改革只会延长痛苦。"

更重要的是，弗里德曼的到访给了芝加哥男孩们巨大的信心和合法性。El Mercurio大篇幅报道了这次访问，标题是："诺贝尔奖得主支持智利的经济改革。"

1975年4月，皮诺切特终于下定决心。他任命塞尔吉奥·德·卡斯特罗为经济部长，后来又任命他为财政部长。芝加哥男孩们掌控了经济政策的制定权。

最引人注目的转变发生在知识界。许多原本持怀疑态度的学者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立场。

智利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里卡多·弗伦奇-戴维斯在1976年的一次研讨会上说："我必须承认，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确实比我们想象的更有效。问题不是要不要市场，而是如何让市场更好地运作。"

连一些左翼知识分子也开始反思。社会学家托马斯·莫利安后来写道："阿连德时期的经济灾难迫使我们所有人重新思考。我们不能再简单地谴责市场经济，而必须理解它的逻辑。"

国际社会的认可进一步巩固了芝加哥男孩的地位。1978年，《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系列赞扬智利经济改革的文章。

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1979年访问智利后表示："智利的经济改革是拉丁美洲的典范。"尽管他对人权状况表示关切，但他明确支持经济政策的方向。

这种国际认可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影响。越来越多的智利人开始相信，也许芝加哥男孩们真的找到了正确的道路。

芝加哥男孩们深知，要让改革持久，必须改变教育体系。他们系统地改革了经济学教育。

天主教大学经济系成为了新的思想中心。到1980年，智利所有主要大学的经济系都采用了芝加哥学派的教材和方法。连曾经坚决反对的智利大学也不得不调整课程设置。

一位当时的学生回忆："突然间，凯恩斯主义和结构主义经济学从课堂上消失了。我们学的全是弗里德曼、哈耶克和贝克尔。"

在皮诺切特时期，媒体控制确实存在，但芝加哥男孩们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控制来传播他们的理念。

El Mercurio成为了事实上的经济政策官方喉舌。每天的经济版都在解释市场经济的好处，批评国家干预的弊端。

1981年4月12日，El Mercurio刊登了对哈耶克的独家专访。哈耶克说："智利正在证明，经济自由可以在政治自由之前实现。这虽然不是理想状态，但它为未来的政治自由创造了条件。"

这种观点在当时引起了激烈争论，但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框架：经济改革可以为政治改革铺平道路。

随着私有化的推进，一个新的企业家阶层开始形成。这些人成为了市场经济最坚定的支持者。

何塞·皮涅拉，劳工部长和养老金改革的设计者，在1980年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们要把智利从一个无产者的国家变成一个企业家的国家。每个智利人都应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这种"人人都可以成为企业家"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即使是普通工人也开始接受市场经济的逻辑。

1982年，智利经济遭遇严重危机。GDP下降了15%，失业率飙升到30%。许多人预言芝加哥模式的终结。

但令人惊讶的是，危机并没有导致对市场经济的全面否定。相反，主流观点认为危机是由于改革不够彻底造成的。

连批评者也不再呼吁回到国家主导的经济。智利大学的经济学家帕特里西奥·梅勒说："我们需要的不是放弃市场改革，而是让它们更加完善。"

这标志着一个重要转折点：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已经被广泛接受，争论的焦点转向了如何改进，而不是是否放弃。

1980年代中期，随着民主化运动的兴起，一个关键问题浮出水面：如果皮诺切特下台，经济模式会被推翻吗？

答案出人意料。即使是坚决反对皮诺切特的民主反对派，也开始接受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

基督教民主党领袖帕特里西奥·艾尔文，后来的民选总统，在1987年的一次秘密会议上说："我们必须诚实地承认，经济模式的某些方面是成功的。我们的任务不是推翻它，而是让它更加人性化。"

社会党经济学家里卡多·拉戈斯，未来的总统，也经历了思想转变："我们不能回到阿连德时代的错误。市场经济已经在智利扎根，我们必须学会与它共处。"

这种转变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观念传播的结果。芝加哥男孩们和他们的支持者系统地开展了一场"观念运动"。

他们资助智库，组织研讨会，邀请国际专家。他们不断强调一个信息：市场经济与民主并不矛盾，相反，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础。

塞尔吉奥·德·卡斯特罗在1988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创造的不仅是一个经济模式，而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现在，即使我们的政治对手也在用我们的语言说话。"

国际环境也有利于市场经济理念的巩固。1980年代，全球都在向市场经济转向。撒切尔和里根的改革，苏联的解体，都强化了"别无选择"的观念。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明确表示，只有继续市场化改革，智利才能获得国际支持。

这种国际压力与国内日益增长的共识相结合，创造了一个强大的动力。到1988年公民投票时，没有任何主要政治力量提出要根本改变经济模式。

皮诺切特在下台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锁定"经济模式：宪法规定了独立的中央银行；复杂的法律程序使得逆转私有化极其困难；养老金制度的设计使数百万智利人成为资本市场的利益相关者。

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制度安排得到了广泛的思想认同。它们不是靠武力维持的，而是被视为现代化和进步的象征。

1990年，艾尔温领导的中左翼联盟上台。许多人期待着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

但艾尔温政府不仅保留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还进一步深化了改革。

财政部长亚历杭德罗·福克斯利解释道："我们的目标是'带有人情味的市场经济'。这意味着保留市场机制的效率，同时加强社会保护。"

这种做法遭到了一些左翼人士的批评，他们指责政府"背叛"了选民。但主流民意支持这种渐进主义路线。

更引人注目的是新一代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转变。许多在皮诺切特时期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包括那些参与过反皮诺切特斗争的人，都接受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米歇尔·巴切莱特，其父亲死于皮诺切特的监狱，在2006年当选总统后说："我们必须超越过去的意识形态分歧。市场经济已经证明了它的有效性，我们的任务是让它为所有智利人服务。"

智利的成功开始影响整个拉丁美洲。"智利模式"成为一个品牌，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广到其他发展中国家。

墨西哥、阿根廷、秘鲁等国纷纷派遣官员到智利学习。智利经济学家成为国际组织的抢手人才。

乔治·舒尔茨在2020年的一次采访中说："我们的芝加哥男孩在1980年代创造了拉丁美洲唯一真正良好的经济；这是轰动性的。"

智利的经验证明了一个重要真理：持久的社会变革必须基于观念的转变，而不是武力的强制。

皮诺切特确实为芝加哥男孩提供了实施改革的机会，但改革之所以能够延续，是因为它们赢得了思想上的胜利。当皮诺切特政权结束时，这些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社会共识的一部分。

正如哈耶克在1981年接受El Mercurio采访时所说："你可以用武力压制异议，但你不能用武力创造信念。真正的变革来自思想的力量。"

芝加哥男孩们的成功不仅在于传播理念，更在于将这些理念制度化：改革大学课程、创建智库网络、持续宣传经济学、建立法律和宪法保障。

这些制度安排确保了即使政治风向改变，基本的经济框架也能保持稳定。

智利的转型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冷战背景、美国的支持、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兴起，都为芝加哥男孩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善于利用这种环境。他们将智利定位为"自由世界"的一部分，将市场改革描绘为现代化和进步的必由之路。

今天，距离芝加哥项目开始已经过去了近70年。智利模式经历了独裁与民主、繁荣与危机、右翼与左翼政府的更替，但其基本框架依然存在。

即使在2019年的大规模抗议中，当示威者高喊"再见，芝加哥"时，他们要求的也不是回到国家主导的经济，对市场经济依然部分表示支持。

当然，智利模式远非完美。

不平等、社会流动性低、自然资源依赖等问题依然困扰着这个国家。

2019年的抗议表明，经济成功并不自动转化为社会和谐。

但关键是，这些辩论都是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内进行的。没有人seriously提议回到阿连德时代的计划经济。争论的焦点是如何改进市场经济，而不是是否要市场经济。

智利的故事最终是关于观念力量的故事。它表明，真正持久的社会变革不是通过强制实现的，而是通过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实现的。

1955年，当第一批智利学生踏上前往芝加哥的旅程时，没有人能预见到他们会改变整个国家的命运。他们手中没有武器，只有思想。但正是这些思想，最终重塑了智利社会。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经济模式的胜利，更是一场观念战争的胜利。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最强大的力量不是枪炮，而是能够改变人心的思想。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对错，都比一般人想象的更有力量。事实上，世界就是由它们统治的。

智利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个南美国家，一小群经济学家的思想最终战胜了枪杆子，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共识。这个共识可能不完美，但它的持久性证明了一个永恒的真理：

真正的革命发生在人们的头脑中。当思想改变时，世界就会随之改变。

在结束这个故事时，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不舒服的真相：数千名智利人在皮诺切特政权下失去了生命或遭受酷刑。

经济成功不能、也不应该被用来为这些罪行辩护。

历史很少给我们提供纯粹的英雄或恶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