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美国宪法的制定，在各州引起了广泛争议。最尖锐而又切中肯綮的指责是：这些制宪会议的代表是篡夺人民主权，因为当初的美国人并没有委托他们去制定一部大一统的联邦宪法，而是就邦联条例进行完善。当他们端出这部宪法的时候，性质本来就已经发生了改变。那似乎是厨子替主人做主，端上来一道菜，主人倒了觉得可惜，不倒又十分不爽，只能对这道菜提意见，而不能就厨子擅自做主这件事本身提出根本性的反对意见。于是，宪法在各州的批准过程充满了斗争和利益勾兑（民主派美其名曰为“伟大的妥协”）。在宪法批准的讨论中，除了纽约、马萨诸塞和宾夕法尼亚，最引人注目、也最独树一帜的，是马里兰。以“马里兰农夫”为笔名的马里兰代表，行文逻辑缜密、言辞犀利、切中要害，从根本上反对美国的联邦统制体制，字里行间透射出自由的璀璨光芒。从文章中的思想和行文风格来看，人们推测“马里兰农夫”是托马斯·杰斐逊的学生约翰·弗朗西斯·默塞。难怪，托马斯·杰斐逊是美国建国先贤中最具自由精神、相信人民自治的代表人物。他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人民应当每隔19年就推翻一次他们的政府，以重申他们的主权”。这是“人民主权论”最直截了当的陈述。这在推翻英王暴政、追求人民民主的当时，真可谓是石破天惊、逆流而上。从今天人们普遍的意识形态来看，也被视为一种倒退的声音。但是我们不妨完整地看看他们为什么这样说。“马里兰农夫”认为：只有这样，总统才不至于因为害怕他人的清算而畏手畏脚，或者为了讨好一部分人而背叛人民。“马里兰农夫”直击民主制度的本质，说代议制政府建立起来似乎就是为了蒙羞，为了被废除。原因在于，民主政治向人民寻求正当性和合法性，它蔑视其它一切制度，其每条原则都变动不定，它因快速腐败而终结。那些代表，看似是人民选出来的，但是这些人进入权力顶端成为少数人后，始终能通过立法投机而找到腐败的路子，蒙骗选民大众的钱袋。他们越是快速轮换，像农场里的佃农，只要给点甜头，就越发作恶。如果规定行政长官要轮换，那他就绝对不会得罪大多数有影响力的人物，也不会对那些能够影响他连任的权势人物发号施令。他们认为，一个理想的政治，应当由人们公认的、稳重、善良、高尚、公道、值得信赖的人充当执政官，他不但具有上述优秀品格，而且具有远见卓识，不为一时的执政利益左右，这样的人，才值得托付。联邦农夫写道：
政府应当是稳定而注重长远的，而不是受制于变动不居和情绪化的民意。代议制曾作为政府的一部分而被采纳，但事实总是证明，它即使不是破坏性的，也是有缺陷的。
代议制的最终结果就是：一个候选人粉墨登场，喋喋不休地爆料前任政府的种种过错，人民被蒙骗了，相信了他，决定换人，但是它上台后套路还是那样，或者他通过突然地、强硬地改变体制，换个套路。至少，下一位候选人又会如此断言，他又博得了信任，人民又被蒙骗。随之而来的是普遍的厌恶和悲哀的沉默，选举瘫痪，政府一开始受到鄙视，到最后引发满腔愤怒。其他州的反联邦党人都认为众议院缺乏代表性，人数太少，容易沦为寡头政体。但是“马里兰农夫”同样反其道而行之，认为人数太多，增加人民的负担。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人数少，可以减少立法投机，责任明晰。人民也不需要那么多需要被代表的东西，更不需要事事都立法，因为人民可以自我治理，何必求助于这些议员代表和立法呢？面对反方认为代表人数少，容易沦为寡头政体，因此应当增加代表性的担忧，马里兰农夫反驳道：
代表们通过选举使自身成为类似于贵族的一种人，参议院通过一种精致的选举模式成为有钱人豢养的、侧面接应的代言人，这两种人沆瀣一气，根据最糟糕的原则组成一种不完美的贵族政体，而民主力量由此被裹挟进去，不可分离，但又不成形，软弱无力，实际上是在助纣为虐。
一个人对所有人的独裁，并不见得比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独裁更坏。反倒是，他由于想要长久地维持自己的地位和声望，享有长久的利益，而会有所节制，不会急功近利，不会为了一时利益牺牲一部分人造福另一部分人。少数人执政，有明晰的责任，谁是统治者谁是被统治者泾渭分明，更容易激发大众对权力的警惕，而且追责更加直接和明确。而变动不居的大众和轮换制的长官，更容易变成变动不居的民意的奴隶，为了维护自己的短期利益，会出台短视的政策，因为他任职就那几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何不赶紧变现？过多地增加代表，实际上就是开放每个人进入权力的通道，每个人都能享受暂时的权力，那就必然要把这暂时的权力发挥到极致，并且造成了责任不清，谁都有责任谁都没责任，实际上就是消解了责任。其恶劣的后果是，大众会放松对权力的警惕，因为人人都能掌权，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似乎没有了界限，模糊不清了。而且处于自身随后可能掌权的考虑，对他人滥权的行为不加反对和限制，因为他们会“推己及人”地想到，这种限制可能将来可能会应用到自己身上。不得不说，马里兰农夫目光如炬，我们从当今美国的走向看，已经完全验证了他们200多年前的判断。现在的美国，会出现在一人当政的情况下难以想象的情形：大众居然在要求加税，要求“管一管”，由此不断地向上赋权，将自己的权利拱手相让，授予现在据说代表他们掌权的少数人，并从此固定下来。这在君主时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候谁是统治者谁是被统治者泾渭分明，统治者要加税，比登天都难。美国的独立运动，其重要的原因恰恰就是英王加征税收；在美国建国初期，曾经发生过著名的威士忌税“抗税”事件，这种邪恶的税收后来才被托马斯·杰斐逊废除。其他各州的反联邦人士，在原则上实际上是同意联邦的统一的，只是因为议员代表性、征税权、设立常备军、最高法院的司法独断、参议院没有民主性、宪法会消灭各州权利使联邦成为统制政府等等议题上提出反对意见，并且要求必须有“权利法案”。但是马里兰州直接釜底抽薪，认为根本就不应当这样统制起来，而是从各州自治延伸到各县市自治，越小的政治单元越好，一直在延伸到人民个人自治。他们援引瑞士联邦的经验，说瑞士本来是由三个自治的社区组成的联邦，后来有两百多个独立的政府与邦，他们信奉的是“永远不要将权力委托给代表者们或者一个全国性政府”，那里的人们五花八门，但是都拥有自我治理的权利，有权自己为自己立法，是“自由人的联合”。由于每个自治单元都拥有独立的立法，因此那些寡头的瑞士邦，被迫变得温和，少征税或者不征税，不然会迫使人民进入自由的邻邦，在那里他们能衣食饱暖，得到照料。由此他们认为圣马力诺那样的袖珍国家，每个人有享有高度自由，才是理想的社会。“马里兰农夫”形象地形容到：
这个由每个自由民组成的自治社区和邦，就是一个个自由公民的蜂巢，他们在寒冷贫瘠的山巅建立起一座香气四溢的花园。
人民热爱权力，但那是我们自己可以实施的权力。我们所憎恶的，是那些施加于我们身上的权力。由于每个人都自我管理，政府只有在维护人们的自由上才能发言，政府官员只有在服务人民的过程中才能接受报酬，所以瑞士人是人类唯一能够保持人性尊严的群体。在这样自由幸福的邦国生活，人民才真正热爱自己的政府，才能更具有战斗精神。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立法者，每个人都对自己负责，所以外敌入侵对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而不是在一个压迫式的政体下，人民不但不会有献身精神，反而希望外地将压迫者推翻。
自治激励人们对社区的忠诚，而统制激发人们的分离倾向和背叛。
有人质问，人民没有自我治理的能力。马里兰农夫回答道：印第安人证明，自我治理是从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能力。人民适合自我治理。500年来，瑞士人保留了一切政府中最简单的形式，他们不被干扰地享受宁静与幸福，而在其他地方，每一种天才发明，艺术创造或者税收机制，都在一种严重的恐怖气氛中被连根拔掉。与纽约州、弗吉尼亚州主张将自耕农和广大贫困阶层纳入议会代表不同，马里兰农夫坚决主张，有产者应当发挥他们的影响力。他们应当得到保护，应当保有选举权，拥有土地产出的人应当有权自行管理这份财产。“马里兰农夫”认为：
立法部门通过的法律，在具备约束力之前，都应当交给不同的县市，附上委员会的书面理由，以及公共需求年度评估、合法开支明细表，提交给各县市进行讨论，然后由各县市的人民来决定哪些才是人民的意志。
这就是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撰写的《肯塔基决议案》和《弗吉尼亚决议案》的翻版。联邦通过的法令，各州可以否决，这才是真正的联邦制。联邦的权力，来自于各州的授权。这样才能保障各州的真正自治。以退出联邦相威胁，是各州保有的终极性权力，只有这样，才能迫使联邦审慎行事，不要不断地僭越各州权利，自我膨胀，最终吞噬一切。他们甚至坚决反对联邦立法。认为正是联邦国会的立法，带来了各种混乱。“没有新的法律出台，就不会有什么混乱发生”。在马里兰农夫的字里行间，都充满者对自由的热爱、公民自治的信心、以及对统制政府的怀疑和警惕。他们为后世呈现了一个私法社会的美好蓝图。用“马里兰农夫”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概括他们的思想是恰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