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莱，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原创古原古老板的老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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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长期的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和短期的小政府主义者"

这一句话是自 2018 年起名声大振的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给自己贴的标签。

他是一位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以其对政治的激烈批评而闻名。

他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将各种“政治不正确”的观念反复进行传播，比如器官交易合法化。

有人要他解释“小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资本主义者”这两个术语，并要求他“翻译”它们。

他的回答是：

“我们的想法是最小化状态，而零是整体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小政府主义认为国家只处理安全和正义。无政府资本主义认为，当技术允许时，小政府将被淘汰。甚至在安全和正义等问题上也是如此。一切都可以私有化“。

米莱进一步地解释说，今天的技术已经具备了一切私有化的前提。

例如，街道的私有化。全球定位系统可以界定清楚所有的道路和在线收费，司机可以根据道路状况决定支付的价格。

这样，每个人都会照顾好自己的街道，这将是收入来源。

道路都可以私有化，何况其他的呢？

他对国家政府这一概念充满愤怒，以至于，他说出了如下话语：

“如果我必须在国家政府和黑手党之间做出选择，我会选择黑手党。因为黑手党有底线，黑手党力量有限，黑手党不会说谎。而且，最重要的是，黑手党在竞争”

在疫情的第一年，米莱与一群叫着自由主义“孩子”一起参加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的反隔离抗议活动，年轻人是米莱的第一批粉丝。

在示威游行中，在大会上，在与其他政治不同主张人员观念争论中，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

“实际上，没有疫情，造成灾难的是政府的'隔离'政策。

他甚至说，这些限制是“间接危害人类罪”。

直到 2020 年，这位经济学家认为他需要为了阿根廷进行一场政治斗争，他的名气大增，让他萌发了参与政治的想法，并最终让他“进入”了他讨厌的政治世界。

有人质疑他，你不是无政府资本主义吗？你怎么要参选当政客？

“你可以赢打很多观念斗争，但如果自由思想没有通过政治来推行，那阿根廷就得继续沉沦下云”他辩解道。

他认为，在九十年代，阿根廷也曾爆发过一些自由主义思想的抗争，当时的氛围，自由主义者似乎在政治上占了优势，但是并没有改变阿根廷的政治。

因为自由主义者也曾上过台，没有取得什么成绩，他认为这样的结果使人们憎恨自由主义思想。

他说，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那些想要推行自由主义的人，仅仅将自由主义局限于少数精英，失去大众观念的支持，那是要必然失败的。

他说，如果有必要，这场政治斗争甚至可以通过革命的方式进行，但“武器在他们手上，是国家的”。

所以，米莱认为，这就是他要参选的理由，他要“从内部炸毁这个系统”。

在过去的五年里，米莱已经成为媒体的宠儿，并以他凌乱的头发成为了标志性的人物。

他甚至用经济学概念来解释他的头发，他说，只要打开车窗，就可以用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梳理它了。

他成为了电视节目的常客，最多时，一天接受一次记者的采访。一年内，他接受过近四百次的采访，并参与各种电视节目，怼那些与他观念相左的精英。

当然，这并不是阿根廷自由派经济学家第一次成为电视演播室的常客，在他之前，有一长串名单：”阿尔瓦罗·阿尔索加雷、多明戈·卡瓦洛、罗克·费尔南德斯、里卡多·洛佩斯·墨菲，这些人，都曾经是电视节目的常客，都在推广市场经济的理念。

但是，他们都是标准的精英风格，用着理性且温文尔雅的语言，表达他们对自由市场的追求。

但米莱是一个另类。

他用激烈的、看起来“极端”的观点，在挑动大众们的“政治正确”底线，他说，他要用的就是非常规武器进行战斗。

他要将严肃的经济学家的工作，与媒体网红的模式结合起来，他认为，这些自由主义者之所以没有影响大众，因为他们只知道要说什么，并不知道要怎么说。

他们不能改变大众的原因是，他们仅仅是经济学的专家，但却不是大众舆论的专家。

米莱认为自己激进的主张，才能让他进入大众的视野，他说，我是拉响警告的人，一定要大声呐喊，要让民众们听得到。

他说，“我是一个经济学家，一个左撇子国家的自由主义者，我拥有所有应该憎恨的元素。”

他用憎恨来对付他的观念战场中的敌人，他骂那些凯恩斯主义者为“畜生”，他骂所有台上的政客为强盗，他批评一切税收为抢劫，他痛骂政府印钞就是偷盗。

他毫不掩饰对这些政治精英们的憎恨，用最为激烈的语言修理他们，他说“：必须终结权贵精英们的统治，我要唤醒民众，你们才是雄师，不要被权贵精英们奴役。

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观点，是少数，是另类，他向主持人莫里亚·卡桑解释说，他的想法“即使在经济学家的世界里仍然不是很普遍”

他并不喜欢与另一些观念不同的经济学家急诊，他倾向于选择那些非专业对手来发起一场知识碾压式的的斗争，而他的对手在他的压力下，只能回答“不知道”。

然后，他就将“驴”、”畜牲“、偷窃的政客”或“野蛮凯恩斯主义者”的标签贴到了对手的头上。

在大众的眼里，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兰博，向任何敢于天天嘴上说着社会正义的庇隆主义者，或是胡说八道的国家主义者，用机枪进行扫射。

他说，政客们分配财富的过程，就是一场大规模互害的抢劫。

米莱粗鲁地表明这种观点：“任何人都在操别人的屁股“。

今天，米莱成为了全球自由主义学者的网络顶流，他在Twitter上拥有超过200万粉丝。

互联网媒体，让他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他的头像，被印在了笔记本和日记的封面上，成为年轻人最爱的产品，在阿根廷的电商网站上，你甚至可以买到带有他脸的面具。

他的名言成为T恤传奇的素材，被穿在了无数阿根廷年轻人的身上。

那些他声称要摧毁政治精英的辩论，则在反进步主义、反庇隆主义的博客圈里疯狂传播。

“我是一台电视传播机器，”米莱很得意

在米莱看来，阿根廷是一个“被社会主义感染的国家”，几乎无法挽回，他告诫那些30岁以下的年轻人“你们没有出路，没有未来”。

但自从他于2020年在自由党“孩子们”的支持下进入政界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

现在，他与那些传统政客一样，走遍了整个国家的各种广场，并像左派政客过去所做的那样，手持扩音器，鼓动自由主义者参与他要的”起义“。

他说，真正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是在纳税人和政客之间。

尽管他的风格使老自由主义者感到羞耻，他们认为米莱太不体面了，根本没有一个精英的样子，满嘴脏话。

但是，年轻人爱他爱得疯狂，不仅喜欢他的观点，更喜欢他蓬乱的发型、激烈的语言、无所顾忌的嘶吼。

年轻人不仅没有认为他不体面，不是传统的精英，而且还鼓动他、赞赏他的疯狂表演。

作为前摇滚歌手的米莱，展示的是一个彻底反叛的形象，他的这种风格，让他的辩论对手，不仅在道理上输得一塌糊涂，甚至，无数对手在语言上就被他粗野的风格碾压。

简单来说，阿根廷政坛进来了一个嘴上不把门、言语粗俗、藐视一切精英，但却有着强大的逻辑思辩能力的挑衅者。

即使是上选后的演讲，TMD自由万岁，就是出自一位总统之嘴，他毫无顾忌地带着他的支持者呼喊，丝毫不在意TMD是不是太粗野了。

米莱总是穿着背心和皮革派克大衣，一身黑色，经常在离他家几个街区的星巴克接受采访。

他是个不婚主义者，他和五只獒犬住在一起。总统夫人，只能让他的妹妹来兼任。

在采访时，长篇大论是米莱的风格，经常是以各种经济学名词开场，以对庇隆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者的侮辱收场。

他学习经济学，的确是科班出身，他在贝尔格拉诺大学学习经济学，当时他的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会计师。读大学时，他是查卡青年队的守门员，并且是摇滚乐队的一员。

他的第一篇论文，正是对阿根廷经济的观察，他在亲眼目睹阿根廷 1989 年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后，在 20 岁时写下了他的第一篇论文：“恶性通货膨胀和市场扭曲”。

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人说，一点点通货膨胀就好了，最好是3%，凯恩斯主义者说，管他这么多呢，人反正都是要死的，不要想太远。

米莱提及此事，总是会批评这两个经济学派，他提高语气说，你知道么，恶性通膨时，人们疯狂地向着超市里的商品扑了过来！

90年代，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哈维尔·芬克曼（Javier Finkman）经济学系教授微观经济学。

当时，米莱是一个新古典主义者，二十多岁，迷恋“完美竞争”，被他人称为早熟的数理经济学天才。

今天，他虽然还是经济数学形式化的支持者，但不再坚持一般均衡模型了，现在的他是奥地利经济学派思想的坚定追随者。

他的演讲辩论中中，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名字经常脱颖而出。

但是，他是一个独特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学者，因为奥派拒绝经济数学形式化，但是米莱似乎不愿意放弃。

对他影响更深的是奥派的罗斯巴德，他说， 2010 年，经济学家默里·罗斯巴德的一本书“打破了他的思想”，罗斯巴德是一位被视为最为激进的美国自由至上主义者，也是无政府资本主义概念的倡导者。

他曾经是美国自由至上主义者的领袖级学者，在政治世界也非常活跃。

米莱说：当我读完罗斯巴德时，我说：“20多年来，我一直在欺骗我的学生。我所教的关于市场结构的一切都是错误的。错了！“

就在那时，米莱意识到，反对垄断的新古典主义论点是没有根据的，“这个思想流派所提倡的完美竞争是如此愚蠢，以至于它最终根本不是竞争。相比之下，对于罗斯巴德来说，垄断本身并不坏，如果它们是企业家行为的产物，它们甚至可以是好的;相反，如果它们是由国家权力创造的，那么它们就是有害的。

罗斯巴德是将米莱从新古典变成奥派的关键人物。

米莱说，企业家是社会的英雄，所有人都应该感谢企业家，而盗贼般的政客，才是祸害的来源，是他们通过打击企业家，最终影响了消费者和工人们的生活。

在看完罗斯巴德的书之后，米莱购买了“二十本书”，全是奥派典籍，从此，他完全被罗斯巴德所影响，开始正式宣称，他自己就是一句无政府资本主义者。

“我对资本主义的迷恋是一个分为三章的爱情故事，”他经常重复。

他将他的常见观点，经常分为三大部分：

生产力——“自由国家比被压迫国家富裕八倍”;

正义 ——“当你看到收入分配时，你应该说，这才是不公正的;资本主义在道德上比任何其他制度都更公正”

美学——“看看古巴的建筑，它们看起来像格鲁耶尔奶酪;哈瓦那的一切美好都是在共产主义之前”。

他成为奥派后，对自己原来担任教授的学校都持有批评态度，他曾经在那里教授货币、信贷与银行这门课。

他说这所学校那里没有“自由思想”的空间——因为他们教授从凯恩斯到马克思，而这一切都是罪恶。“这是一个野蛮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的生产工厂。

为了推广自由主义的观点，米莱什么都敢干，他干的这些事，普通的经济学家都想象不到。

2019 年，米莱打扮成超级英雄出席了 Otacon Party，而这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宅男和动漫迷的节日。他穿着黄黑相间的衣服，戴着面具和三叉戟，在那里痛批凯恩斯主义，批评的方式是唱一首歌，歌名叫:“花钱，花钱和花钱”

组织者对活动的政治化感到不舒服，但他们发现伪装成“无政府资本主义船长安卡普”的经济学家的身份为时已晚，歌已经唱完了。

米莱毫无顾忌地展示他”极端“的无政府资本主义的标签。

“我的任务就是踢凯恩斯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的屁股，”米莱天天将这句粗话挂在嘴上。

他的成名，其实来源于脱口秀节目。

一位脱口秀节目的优秀主持人，建议他，戴上拳击手套，用激烈的方式表达他的观点，这位主持人告诉他，你戴上拳套，一个回合三分钟，用你犀利的语言，击败对手，只有这样，你才能赢得观念战争。

而这时，米莱正受雇于一家企业，成为这个企业的经济学家，这个企业老板则要求他用简单精确的语言，严肃地为他分析经济形势。

他过着冰火两重天的生活，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

他在电视脱口秀中的突破是在 2016 年的某一天，他激烈地批评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垃圾中的战斗机。

他疯狂地对着对手大喊：

“那本书我读了五遍，五遍！绝大多数阿根廷经济学家一次也没有读过它。这是一本献给政治集团的小册子。凯恩斯是那个集团的一部分......

媒体开始报道他了，“哈维尔·米莱：一位怪异发型的经济学家”。

从此，他全面进入了电视圈，被各种节目邀请。

在嘉宾对谈中，他毫不礼貌地侮辱他的对手是驴子、畜牲和白痴，或者是彻头彻尾的“凯恩斯主义的胡说八道”。

他说“凯恩斯是个天才......是一个邪恶的天才，一个“对经济学一无所知”的天才。”

凯恩斯如果泉下有知，一定会从墓里跑出来和他打一架，因为他可能是史上对凯恩斯骂得最狠的人。

“这个凯恩斯是婊子养的“，这是米莱对凯恩斯的常见攻击模式。

而凯恩斯之所以被他攻击，因为凯恩斯是通货膨胀、政府印钞的理论主要提供者，而阿根廷被政府发钞折磨了几十年了。

米莱甚至用话剧的方式来传播观念，他搞出一套无比复杂的仪式要进行驱魔，而这个魔鬼就是”凯恩斯，永远是凯恩斯“。

这部话剧的名字就叫“米莱的办公室”。

而对于公众来说，这是一次周六的郊游，很多年轻夫妇，好奇地想亲眼见到当下的明星经济学家，走进了剧院。

大量的自由意志主义思想的同情者，也走进了剧院，他们想听到米莱怎么骂政客（“崇拜国教的寄生虫”）、税收、裙带企业家（以国家为生的商人）和阿根廷不改变就灭亡的演讲。

米莱身穿加兹登旗帜走上舞台——这是阿根廷自由主义者在集会上使用的美国革命的标志。播放“Una bandita indie de La Plata”的音乐。

米莱说，他才是“唯一能把我们从世界末日的社会主义中拯救出来的人”，然后开始唱歌。

去他妈的该死的裙带商人/去他妈的资本鸡奸者/足够多的凯恩斯主义垃圾/自由主义的时刻已经到来。

我们有一位领导人，他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他总是设法让国家感到不舒服/哈维尔·米莱，未来的总统/哈维尔·米莱，最后一个朋克。

在这个话剧中，有简单的舞台设计，一些构成自由主义万神殿的肖像摆在上面，约翰·洛克、米尔顿·弗里德曼、默里·罗斯巴德、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当然，还有凯恩斯。

摆在那里的目的是，这个画像将收到米莱亲自送出的淫秽手势。

《米莱的办公室》的结尾是经济学家用曲棍球棒侮辱和摧毁了一个倒在舞台上的道具中央银行。

对于米莱来说，中央银行体现了阿根廷的所有问题。当被问及，他是否想要一项法案时，他说，他想成为中央银行行长，然后炸掉它。

所有的政治民调公司都在无比惊讶，他看到了一个指数级增长的民意，那就是对米莱的追捧。

毫无疑问，进入政治是有风险的。

米莱是英雄，还是狗熊，还是灰溜溜离开带给民众失望的无能者，还是成为让自由主义又一次被阿根廷民众抛弃的罪魁祸首，不知道。

但不可否认，在凯恩斯主义和庇隆主义者占据阿根廷上百年的政坛中，居然出了米莱这样一个无比特别的人物，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奇迹，传播上的奇迹，观念史上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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