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让无数美国家庭甚至中国留学生家庭都感到切肤之痛的问题。过去40年，美国大学学费的涨幅是通货膨胀率的4倍，甚至超过了医疗费用的涨幅。2024年是一个里程碑，美国顶级私立大学的生均总成本正式突破了9万美元/年（约合65万人民币）的大关，甚至正在向10万美元逼近。
你可能会说，私立读不起，我读公立行不行？
公立也不便宜，外州就更贵了。
对于外州学生和国际学生来说，他们成了州政府创收的工具。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州内居民：约 $46,000（含食宿），外州/国际生：约 $82,000。
你以为学费只有这些？不止。
许多大学会收取每年 $2,000 - $4,000 的杂费。
包括：学生活动费、技术费（用学校Wi-Fi要交钱）、交通费、健康中心费。不管你去不去健身房，这笔钱必须交。
由于美国医疗贵，学校强制要求购买保险。
价格是每年 $3,000 - $5,000。
还有书本与材料费。美国的教科书是出了名的垄断暴利。一本普通的微积分教材，新书价格可能高达 $200 -300。一年下来，要一千多美元的书费。
不少国外留学生还在外租房子，在外面吃饭，那成本就更高了。
一个普通中产阶级家庭，不吃不喝供一个孩子上常春藤，可能需要二三十年。
很多人骂美国医疗贵，但在大学学费面前，医疗还叫弟弟呢。1980年到2020年：
美国整体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即通胀）增长了约 250%。
医疗服务价格增长了约 600%。
大学学费增长了约 1200%！
也就是说，大学学费的涨幅是官方通货膨胀率的近5倍，是医疗涨幅的2倍。
通常的解释是什么？
有人说是国家拨款少了，有人说是大学贪婪，有人说是资本主义的罪恶，还有人说是教授工资高了。其实，把美国的高等教育和医疗行业放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这两个行业虽然表面上风马牛不相及，但它们得的是同一种“病”。一方面，通过严格的监管，限制新的人进来开店（供给侧管制）；另一方面，通过贷款和保险，让消费者花钱不心疼（需求侧补贴）。一、当“浸信会”遇见“私酒贩”
经济学家布鲁斯·扬德尔有一个理论，叫做“浸信会与私酒贩”理论。故事得从美国的禁酒令时期说起。当时，有两拨人最支持禁酒：第一拨是浸信会教徒。他们出于道德，真心觉得喝酒误事，为了社会风气，必须禁酒。这是好人，是理想主义者。第二拨是谁？是私酒贩子。他们为什么支持禁酒？因为一旦合法卖酒被禁止，酒的价格就会飞涨，他们就能靠卖黑市酒赚取暴利。你看，这就像一个黑色的幽默：最高尚的道德呼吁者，竟然和最贪婪的地下商人，站在了同一条战壕里。把这个模型套用到美国的高等教育和医疗上，一切就豁然开朗了。谁是“浸信会”？是那些呼吁“保护学生利益”、“保证医疗质量”、“防止野鸡大学骗人”的政客、媒体和公益组织。他们的初衷是极好的。那谁是“私酒贩”呢？正是那些现存的老牌名校和大型医院集团。因为只有设立极其严苛的准入门槛，把那些想搞低价竞争、想搞在线教育、想搞创新医疗的“新玩家”挡在门外，老牌机构才能稳稳地坐在那里，每年涨学费，每年涨医药费，而不用担心客户流失。这就是美国医疗和高等教育共同的特点：以“保护消费者”的名义，行“保护垄断”之实。二、那道看不见的墙
如果你是一个有理想的教育家，比如你就是马斯克，你想办一所不仅教得好，而且学费只有哈佛十分之一的大学。你有钱，有人才，有技术。你能办得成吗？很多中国朋友不理解，美国的大学不是教育部直接管的吗？还真不是。美国教育部不直接发办学执照。它把这个权力外包给了几个所谓的“六大区域认证机构”。它们不是政府官员，也不是独立的第三方，它们就是由现有的大学组成的会员制组织！想一想这个画面：你想开一家新餐馆，但政府规定，你必须先获得“餐饮协会”的批准。而这个协会的主席，恰恰是你街对面那家老餐馆的老板。你觉得，他会轻易让你开张，然后用低价抢他的生意吗？这就是典型的卡特尔。行业内部人士制定规则，决定谁能进场。它设计了一个逻辑上的死循环，简直是“第二十二条军规”的翻版。根据美国《高等教育法》第四章的规定，只有获得认证的大学，你的学生才能申请联邦助学金和贷款。认证机构微微一笑，拿出了条款：要获得认证，你必须证明你有“成功的学生毕业和就业记录”。但是没有认证，你根本招不到学生（因为他们没钱交学费）！对于一个新进入者，这就像是要求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你想找工作？请出示你的工作经验。”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除非你有几十亿美金的慈善捐款，愿意在头十年里贴钱办学，否则你根本进不去。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过去几十年，互联网颠覆了媒体、零售、金融，却唯独颠覆不了高等教育。为了获得认证，新大学必须模仿老大学。老大学有终身教职，你也得有；老大学有百万藏书的图书馆，你也得建；老大学有庞大的行政楼，你也得盖。这就扼杀了所有的模式创新。你想搞个纯在线的、没有校园的、以项目制为主的大学？对不起，认证机构会说你“资源投入不足”，不予通过。结果就是，美国几千所大学，无论排名高低，运营模式几乎一模一样：高成本、重资产、劳动密集型。三、针对创新者的酷刑
如果你真的头铁，像最近在德州搞的那个“奥斯汀大学”一样，靠着一群亿万富翁的支持硬闯。那么，第二关来了。美国教育部有一套复杂的公式，给每个大学算一个“综合评分”，满分3.0，低于1.5分就是“财务不负责任”。这个公式看起来很科学，算什么储备率、权益率、净收入率。但如果你仔细研究，会发现这简直是为初创企业量身定做的“刑具”。在商业世界里，任何一家初创公司（比如早期的亚马逊或特斯拉），在起步阶段都是亏损的。为什么？因为要投入研发、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换增长。这在投资人眼里是健康的。但在教育部的公式里，投入被视为亏损，烧钱被视为高风险。这就导致一个荒诞的现象：一家拥有充裕风投资金、正在快速扩张的优质新大学，在这个评分体系下，几乎百分之百是不及格的。教育部说：“也能开，但你得交保证金。”这叫信用证。对于新大学，教育部有权要求你提供相当于第一年预计联邦资金量50%甚至更多的现金抵押。这是什么概念？你融了1000万美金去办学，政府先拿走500万冻结起来，你只能用剩下的一半去聘请教授、开发课程。资本效率瞬间腰斩。这种“资本惩罚”，直接劝退了绝大多数理性的投资者。资本是逐利的，更是聪明的，看到这种规则，谁还会去投教育创新？大家只能转身去投AI、去投Web3了。还没完。除了联邦政府，你还得面对50个州的“诸侯”。在互联网时代，理论上我在加州开个网课，纽约的学生也能上。但法律说：不行。根据联邦法规，你必须在你招收学生的每一个州都获得“州授权”。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要填50份不同的申请表，交50份不同的费，面对50个不同的官僚机构。加州的表格可能有几百页，纽约的要求可能完全相反。虽然有个叫NC-SARA的协议试图简化这个流程，但它本身也变成了一个新的门槛。对于新机构，SARA往往会限制你的招生人数，或者直接拒绝你加入。这就像你想做个电商网站，结果被告知：你必须在每个省都开一个实体分公司，拿到当地的营业执照，才能卖货给当地人。这成本，谁受得了？四、医疗行业的双胞胎
在医疗领域，有一个臭名昭著的法律，叫“需求证书”。全美有35个州在执行。这法律规定：如果你想建一家新医院，或者哪怕只是买一台新的MRI核磁共振仪，你必须先向州政府证明：当地有“未被满足的需求”。怎么证明呢？政府会开听证会。最荒唐的一幕出现了：政府会邀请当地现有的医院来作证，问它们“这里还需要新医院吗？”你觉得现有医院会怎么说？它们当然会说：“不需要！不管是床位还是设备，我们都够了！新来的会造成资源浪费！”这就像你想在小区门口开个便利店，居委会说：“你得先去问问旁边那家7-11，他同不同意你开。”结果是什么？数据不会撒谎。实施CON法律的州，医院床位更少，医疗价格更高。这就是典型的人为制造稀缺。再看一个细节。大家觉得美国看病贵是因为医生少，医生少是因为学医难。事实上，美国医生的短缺，很大程度上是1997年《平衡预算法案》造成的。这个法案冻结了联邦政府资助的住院医师名额上限。在美国，医学院毕业还不能当医生，必须经过住院医师培训。而这个培训名额，被法律锁死了，几十年没怎么涨。哪怕医学院扩招了，毕业生多了，但在“住院医师”这个瓶颈处，每年都有几千名合格的医学毕业生因为抢不到名额而无法行医。这叫“漏斗效应”。一边是病人排队排到死，一边是医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这种荒诞的局面，维持了现有医生的超高收入，也维持了医疗费用的居高不下。你看，高等教育的“认证体系”和医疗的“需求证书/住院医师上限”，本质上是一回事：利用政府的强制力，赋予既得利益者“否决权”，从而锁死供给。当供给被锁死，而需求在增加时，价格只有一个去向：暴涨。五、第三方支付与价格失敏
供给侧讲完了，我们再看需求侧。这就是“双重钳制”的另一只手。如果仅仅是供给少，价格太高，大家买不起，需求自然会萎缩，价格最终会回落。但美国发明了一个神奇的东西：第三方支付。早在1987年，时任美国教育部长威廉·贝内特就提出了一个假说：“如果你给学生更多的贷款补贴，大学就会相应地提高学费，把这部分补贴吞掉。”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一项研究发现：政府每增加1美元的资助，学校的学费就会上涨约60美分到1美元。这就好比政府为了让大家买得起面包，给每个人发了5块钱面包券。结果面包店老板一看，大家都拿着券来买，立刻把面包价格涨了5块钱。最后的结果是：学生并没有少花钱，甚至背了更多债；政府的钱花了出去，变成了大学的利润和行政楼；只有纳税人和学生成了冤大头。但如果你有保险，自付只要20美元，你根本不在乎医生开的是200还是2000的药。同样，对于一个18岁的高中生，让他现在掏5万美元现金上大学，他可能拿不出。但你让他签个字，借5万美元的贷款，承诺毕业后20年慢慢还，他会觉得“这都不是事儿”。第三方支付切断了“服务价格”与“消费者痛感”之间的直接联系。大学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它们把学费标得天价，然后告诉你：“没事，有贷款，有奖学金。”这就是一个巨大的价格幻觉。更讽刺的是，政府为了解决问题，出台了一些针对“营利性大学”的监管，结果反而恶化了问题。比如“90/10规则”。规定营利性大学至少有10%的收入必须来自非联邦资金（也就是学生自掏腰包）。但你想想，如果一家学校想搞低价教育，学费很便宜，便宜到贫困学生的助学金就能全覆盖。这时候，它的联邦资金占比就是100%，它就违规了！为了合规，这所学校被迫提高学费，高到助学金覆盖不了，逼着学生自己掏一部分钱，这样才能满足那10%的要求。你看，为了合规，必须涨价。这种监管逻辑，是不是让人哭笑不得？还有拜登政府力推的“有偿就业规则”，主要盯着职业培训学校，算毕业生的收入和债务比。这听起来也没错。但问题是，这一规则豁免了大部分公立大学和文理学院。结果就是：一个教焊接、教代码的职业学校，因为学生毕业工资不高（虽然学费低），可能会被关停；而一个哈佛的考古学或表演系，学费几十万，毕业可能失业，却毫发无伤。这实际上是在清洗低成本的职业教育竞争者，保护昂贵的精英教育。六、高成本均衡与行政臃肿
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美国大学变成了什么样。监管是有成本的。
根据范德堡大学的一项研究，美国高等教育行业每年用于应对联邦监管的合规成本，高达270亿美元。每一项新的反歧视法规、每一项新的隐私保护条款、每一项新的财务审计要求，都意味着大学要雇佣更多的律师、会计师和合规专员。这些钱从哪来？当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全部加进了学费里。我们称之为“合规税”。在过去20年里，美国大学的教授数量增长很慢，但全职行政人员的数量却像火箭一样飞涨。有一个词专门形容这些人叫“Deanlets”（小院长们）。负责多元化的副校长、负责Title IX合规的专员、负责心理健康的协调员、负责可持续发展的总监……行政楼越盖越高，甚至比教学楼还大。机构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会不断制造工作，从而雇佣更多的人。政府出台更多监管 -> 大学雇佣更多行政人员 -> 运营成本上升 -> 学费上涨 -> 学生需要更多贷款 -> 政府觉得需要更多监管来盯着这些钱。结语、 谁能打破这层坚冰？
它是由“好心的浸信会”（想要质量和公平）和“精明的私酒贩”（想要垄断和利润）共同构建的一个精密复杂的制度迷宫。是资本主义的错吗？当然不是，是管制的错误，是破坏市场的错误。美国政党经常开出的药方是，“给学生更多钱”或者“限制学费涨幅”，这有用吗？不过是在永远给这个怪兽喂食。更重要的是，九成九的美国人，根本看不懂我这篇文章。他们自己都搞不懂美国大学学费为什么这么贵。所以，他们只能挥着一把剑，到处乱砍，发泄自己的不满。其实中国也不便宜，顶流大学生均经费一年五十万起，一流大学生均经费二三十万，普通本科，生均经费一年也要三四万。中国的义务教育也不便宜，北京上海生均经费一年要五六万。普通二线城市，也要两三万一年。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免费的东西，不过是代价由谁来承担罢了。这与美国是两种模式，其实不管是美国模式，还是中国模式，最后这些代价都是由纳税者承担的。当然，我还是要说，在医疗和教育领域，美国的管制更多，对市场的破坏更严重，供给更不充分，成本更高，伤害也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