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让无数美国家庭甚至中国留学生家庭都感到切肤之痛的问题。过去40年,美国大学学费的涨幅是通货膨胀率的4倍,甚至超过了医疗费用的涨幅。2024年是一个里程碑,美国顶级私立大学的生均总成本正式突破了9万美元/年(约合65万人民币)的大关,甚至正在向10万美元逼近。
你可能会说,私立读不起,我读公立行不行?
公立也不便宜,外州就更贵了。
对于外州学生和国际学生来说,他们成了州政府创收的工具。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州内居民:约 $46,000(含食宿),外州/国际生:约 $82,000。
你以为学费只有这些?不止。
许多大学会收取每年 $2,000 - $4,000 的杂费。
包括:学生活动费、技术费(用学校Wi-Fi要交钱)、交通费、健康中心费。不管你去不去健身房,这笔钱必须交。
由于美国医疗贵,学校强制要求购买保险。
价格是每年 $3,000 - $5,000。
还有书本与材料费。美国的教科书是出了名的垄断暴利。一本普通的微积分教材,新书价格可能高达 $200 -300。一年下来,要一千多美元的书费。
不少国外留学生还在外租房子,在外面吃饭,那成本就更高了。
一个普通中产阶级家庭,不吃不喝供一个孩子上常春藤,可能需要二三十年。
很多人骂美国医疗贵,但在大学学费面前,医疗还叫弟弟呢。1980年到2020年:
美国整体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即通胀)增长了约 250%。
医疗服务价格增长了约 600%。
大学学费增长了约 1200%!
也就是说,大学学费的涨幅是官方通货膨胀率的近5倍,是医疗涨幅的2倍。
通常的解释是什么?
有人说是国家拨款少了,有人说是大学贪婪,有人说是资本主义的罪恶,还有人说是教授工资高了。其实,把美国的高等教育和医疗行业放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这两个行业虽然表面上风马牛不相及,但它们得的是同一种“病”。一方面,通过严格的监管,限制新的人进来开店(供给侧管制);另一方面,通过贷款和保险,让消费者花钱不心疼(需求侧补贴)。一、当“浸信会”遇见“私酒贩”
经济学家布鲁斯·扬德尔有一个理论,叫做“浸信会与私酒贩”理论。故事得从美国的禁酒令时期说起。当时,有两拨人最支持禁酒:第一拨是浸信会教徒。他们出于道德,真心觉得喝酒误事,为了社会风气,必须禁酒。这是好人,是理想主义者。第二拨是谁?是私酒贩子。他们为什么支持禁酒?因为一旦合法卖酒被禁止,酒的价格就会飞涨,他们就能靠卖黑市酒赚取暴利。你看,这就像一个黑色的幽默:最高尚的道德呼吁者,竟然和最贪婪的地下商人,站在了同一条战壕里。把这个模型套用到美国的高等教育和医疗上,一切就豁然开朗了。谁是“浸信会”?是那些呼吁“保护学生利益”、“保证医疗质量”、“防止野鸡大学骗人”的政客、媒体和公益组织。他们的初衷是极好的。那谁是“私酒贩”呢?正是那些现存的老牌名校和大型医院集团。因为只有设立极其严苛的准入门槛,把那些想搞低价竞争、想搞在线教育、想搞创新医疗的“新玩家”挡在门外,老牌机构才能稳稳地坐在那里,每年涨学费,每年涨医药费,而不用担心客户流失。这就是美国医疗和高等教育共同的特点:以“保护消费者”的名义,行“保护垄断”之实。二、那道看不见的墙
如果你是一个有理想的教育家,比如你就是马斯克,你想办一所不仅教得好,而且学费只有哈佛十分之一的大学。你有钱,有人才,有技术。你能办得成吗?很多中国朋友不理解,美国的大学不是教育部直接管的吗?还真不是。美国教育部不直接发办学执照。它把这个权力外包给了几个所谓的“六大区域认证机构”。它们不是政府官员,也不是独立的第三方,它们就是由现有的大学组成的会员制组织!想一想这个画面:你想开一家新餐馆,但政府规定,你必须先获得“餐饮协会”的批准。而这个协会的主席,恰恰是你街对面那家老餐馆的老板。你觉得,他会轻易让你开张,然后用低价抢他的生意吗?这就是典型的卡特尔。行业内部人士制定规则,决定谁能进场。它设计了一个逻辑上的死循环,简直是“第二十二条军规”的翻版。根据美国《高等教育法》第四章的规定,只有获得认证的大学,你的学生才能申请联邦助学金和贷款。认证机构微微一笑,拿出了条款:要获得认证,你必须证明你有“成功的学生毕业和就业记录”。但是没有认证,你根本招不到学生(因为他们没钱交学费)!对于一个新进入者,这就像是要求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你想找工作?请出示你的工作经验。”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除非你有几十亿美金的慈善捐款,愿意在头十年里贴钱办学,否则你根本进不去。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过去几十年,互联网颠覆了媒体、零售、金融,却唯独颠覆不了高等教育。为了获得认证,新大学必须模仿老大学。老大学有终身教职,你也得有;老大学有百万藏书的图书馆,你也得建;老大学有庞大的行政楼,你也得盖。这就扼杀了所有的模式创新。你想搞个纯在线的、没有校园的、以项目制为主的大学?对不起,认证机构会说你“资源投入不足”,不予通过。结果就是,美国几千所大学,无论排名高低,运营模式几乎一模一样:高成本、重资产、劳动密集型。三、针对创新者的酷刑
如果你真的头铁,像最近在德州搞的那个“奥斯汀大学”一样,靠着一群亿万富翁的支持硬闯。那么,第二关来了。美国教育部有一套复杂的公式,给每个大学算一个“综合评分”,满分3.0,低于1.5分就是“财务不负责任”。这个公式看起来很科学,算什么储备率、权益率、净收入率。但如果你仔细研究,会发现这简直是为初创企业量身定做的“刑具”。在商业世界里,任何一家初创公司(比如早期的亚马逊或特斯拉),在起步阶段都是亏损的。为什么?因为要投入研发、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换增长。这在投资人眼里是健康的。但在教育部的公式里,投入被视为亏损,烧钱被视为高风险。这就导致一个荒诞的现象:一家拥有充裕风投资金、正在快速扩张的优质新大学,在这个评分体系下,几乎百分之百是不及格的。教育部说:“也能开,但你得交保证金。”这叫信用证。对于新大学,教育部有权要求你提供相当于第一年预计联邦资金量50%甚至更多的现金抵押。这是什么概念?你融了1000万美金去办学,政府先拿走500万冻结起来,你只能用剩下的一半去聘请教授、开发课程。资本效率瞬间腰斩。这种“资本惩罚”,直接劝退了绝大多数理性的投资者。资本是逐利的,更是聪明的,看到这种规则,谁还会去投教育创新?大家只能转身去投AI、去投Web3了。还没完。除了联邦政府,你还得面对50个州的“诸侯”。在互联网时代,理论上我在加州开个网课,纽约的学生也能上。但法律说:不行。根据联邦法规,你必须在你招收学生的每一个州都获得“州授权”。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要填50份不同的申请表,交50份不同的费,面对50个不同的官僚机构。加州的表格可能有几百页,纽约的要求可能完全相反。虽然有个叫NC-SARA的协议试图简化这个流程,但它本身也变成了一个新的门槛。对于新机构,SARA往往会限制你的招生人数,或者直接拒绝你加入。这就像你想做个电商网站,结果被告知:你必须在每个省都开一个实体分公司,拿到当地的营业执照,才能卖货给当地人。这成本,谁受得了?四、医疗行业的双胞胎
在医疗领域,有一个臭名昭著的法律,叫“需求证书”。全美有35个州在执行。这法律规定:如果你想建一家新医院,或者哪怕只是买一台新的MRI核磁共振仪,你必须先向州政府证明:当地有“未被满足的需求”。怎么证明呢?政府会开听证会。最荒唐的一幕出现了:政府会邀请当地现有的医院来作证,问它们“这里还需要新医院吗?”你觉得现有医院会怎么说?它们当然会说:“不需要!不管是床位还是设备,我们都够了!新来的会造成资源浪费!”这就像你想在小区门口开个便利店,居委会说:“你得先去问问旁边那家7-11,他同不同意你开。”结果是什么?数据不会撒谎。实施CON法律的州,医院床位更少,医疗价格更高。这就是典型的人为制造稀缺。再看一个细节。大家觉得美国看病贵是因为医生少,医生少是因为学医难。事实上,美国医生的短缺,很大程度上是1997年《平衡预算法案》造成的。这个法案冻结了联邦政府资助的住院医师名额上限。在美国,医学院毕业还不能当医生,必须经过住院医师培训。而这个培训名额,被法律锁死了,几十年没怎么涨。哪怕医学院扩招了,毕业生多了,但在“住院医师”这个瓶颈处,每年都有几千名合格的医学毕业生因为抢不到名额而无法行医。这叫“漏斗效应”。一边是病人排队排到死,一边是医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这种荒诞的局面,维持了现有医生的超高收入,也维持了医疗费用的居高不下。你看,高等教育的“认证体系”和医疗的“需求证书/住院医师上限”,本质上是一回事:利用政府的强制力,赋予既得利益者“否决权”,从而锁死供给。当供给被锁死,而需求在增加时,价格只有一个去向:暴涨。五、第三方支付与价格失敏
供给侧讲完了,我们再看需求侧。这就是“双重钳制”的另一只手。如果仅仅是供给少,价格太高,大家买不起,需求自然会萎缩,价格最终会回落。但美国发明了一个神奇的东西:第三方支付。早在1987年,时任美国教育部长威廉·贝内特就提出了一个假说:“如果你给学生更多的贷款补贴,大学就会相应地提高学费,把这部分补贴吞掉。”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一项研究发现:政府每增加1美元的资助,学校的学费就会上涨约60美分到1美元。这就好比政府为了让大家买得起面包,给每个人发了5块钱面包券。结果面包店老板一看,大家都拿着券来买,立刻把面包价格涨了5块钱。最后的结果是:学生并没有少花钱,甚至背了更多债;政府的钱花了出去,变成了大学的利润和行政楼;只有纳税人和学生成了冤大头。但如果你有保险,自付只要20美元,你根本不在乎医生开的是200还是2000的药。同样,对于一个18岁的高中生,让他现在掏5万美元现金上大学,他可能拿不出。但你让他签个字,借5万美元的贷款,承诺毕业后20年慢慢还,他会觉得“这都不是事儿”。第三方支付切断了“服务价格”与“消费者痛感”之间的直接联系。大学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它们把学费标得天价,然后告诉你:“没事,有贷款,有奖学金。”这就是一个巨大的价格幻觉。更讽刺的是,政府为了解决问题,出台了一些针对“营利性大学”的监管,结果反而恶化了问题。比如“90/10规则”。规定营利性大学至少有10%的收入必须来自非联邦资金(也就是学生自掏腰包)。但你想想,如果一家学校想搞低价教育,学费很便宜,便宜到贫困学生的助学金就能全覆盖。这时候,它的联邦资金占比就是100%,它就违规了!为了合规,这所学校被迫提高学费,高到助学金覆盖不了,逼着学生自己掏一部分钱,这样才能满足那10%的要求。你看,为了合规,必须涨价。这种监管逻辑,是不是让人哭笑不得?还有拜登政府力推的“有偿就业规则”,主要盯着职业培训学校,算毕业生的收入和债务比。这听起来也没错。但问题是,这一规则豁免了大部分公立大学和文理学院。结果就是:一个教焊接、教代码的职业学校,因为学生毕业工资不高(虽然学费低),可能会被关停;而一个哈佛的考古学或表演系,学费几十万,毕业可能失业,却毫发无伤。这实际上是在清洗低成本的职业教育竞争者,保护昂贵的精英教育。六、高成本均衡与行政臃肿
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美国大学变成了什么样。监管是有成本的。
根据范德堡大学的一项研究,美国高等教育行业每年用于应对联邦监管的合规成本,高达270亿美元。每一项新的反歧视法规、每一项新的隐私保护条款、每一项新的财务审计要求,都意味着大学要雇佣更多的律师、会计师和合规专员。这些钱从哪来?当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全部加进了学费里。我们称之为“合规税”。在过去20年里,美国大学的教授数量增长很慢,但全职行政人员的数量却像火箭一样飞涨。有一个词专门形容这些人叫“Deanlets”(小院长们)。负责多元化的副校长、负责Title IX合规的专员、负责心理健康的协调员、负责可持续发展的总监……行政楼越盖越高,甚至比教学楼还大。机构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会不断制造工作,从而雇佣更多的人。政府出台更多监管 -> 大学雇佣更多行政人员 -> 运营成本上升 -> 学费上涨 -> 学生需要更多贷款 -> 政府觉得需要更多监管来盯着这些钱。结语、 谁能打破这层坚冰?
它是由“好心的浸信会”(想要质量和公平)和“精明的私酒贩”(想要垄断和利润)共同构建的一个精密复杂的制度迷宫。是资本主义的错吗?当然不是,是管制的错误,是破坏市场的错误。美国政党经常开出的药方是,“给学生更多钱”或者“限制学费涨幅”,这有用吗?不过是在永远给这个怪兽喂食。更重要的是,九成九的美国人,根本看不懂我这篇文章。他们自己都搞不懂美国大学学费为什么这么贵。所以,他们只能挥着一把剑,到处乱砍,发泄自己的不满。其实中国也不便宜,顶流大学生均经费一年五十万起,一流大学生均经费二三十万,普通本科,生均经费一年也要三四万。中国的义务教育也不便宜,北京上海生均经费一年要五六万。普通二线城市,也要两三万一年。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免费的东西,不过是代价由谁来承担罢了。这与美国是两种模式,其实不管是美国模式,还是中国模式,最后这些代价都是由纳税者承担的。当然,我还是要说,在医疗和教育领域,美国的管制更多,对市场的破坏更严重,供给更不充分,成本更高,伤害也更大。